由于敦煌文献收藏分散，阅读不易，使研究工作遇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某方面专长的学者不一定能见到有关文献的原件，而浓烈的兴趣又驱使他们即便是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也要赶快利用，于是就产生了种种问题，特别是由于他人误录或复制件模糊不清等，不仅白白耗费大量精力，还将研究引入歧途。笔者曾入苏联、赴法国，阅读了一批敦煌原卷，近以所摄列宁格勒收藏的一部重要遗书对照阅读一位学者的论文，这位学者颇负声望，他的论文所据为别人的抄录件，抄录难免有误，论文居然能以意纠正而多与原卷暗合，令人惊叹，但转而想想，论文作者若能见到原卷，论文中的大量篇幅不都成了多余的话了吗？况且这位学者毕竟不是圣人，搞错的亦复不少。在敦煌变文的研究中，情况也是如此。
《校议》不以传录本为据，不惮辛劳，逐字核对辨析了原卷的缩微胶卷(少数为原卷或抄件)，纠正了《变文集》和诸家校录的大量录文错漏，使《校议》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校议》作者又将前此诸家的全部可以搜集到的成果，一一归入《变文集》有关处所，然后凭借其在俗字词训诂方面的深厚学识，匡正诸家校释的未逮之处，并得到了许多新的发明，度越前人，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如《唐太宗入冥记》有：
(前缺)阎使人□□□□□□□□□□□罪未了，口口语惊而言曰
前此曾有人校以为“阎”当是“阎罗”，则“阎”字后必缺一“罗”字，并以意补出句中的全部阙字。《校议》作者细核原卷，“阎”实作“<SPS=1046>”，据《龙龛手鉴》，为“阗”之俗字。“使人”即鬼使，为名词。故“阗”字当属上读。“使人”以下十一格，实应有十四字，且尚能辨出数字，而前人意补之字与原文全然不合。又同篇有：
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其中的“去”字，有人以为当作“在”字。《校议》引同为《变文集》一种的《燕子赋》、《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文选》，证明“去”乃当时俗语，用于年、月之前，表示追溯往事。
《校议》考释一字一词，常先引本卷上下文相类似的用例，再引其他变文用例，复引传世文献用例，直到不容置疑为止。许多校释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
目前，阅读敦煌原卷仍非易事，影印而能基本传真的亦尚不多，缩微胶卷也不能保证无缺漏或模糊之处，《校议》既未能遍阅原卷，错漏偶或难免，只好留待他日补救了。
(《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张涌泉、黄征著，岳麓书社一九九○年十一月版，8.80元)
品书录
李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