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晚清开始大规模接触西方文化，先是觉得人家只是船坚炮利，“技”高一筹。后来才发现他们“技”不止此。终于发现自己简直事事不如人，人家是文明新世界，“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而自己则是几千年一片漆黑，不堪回首话当年。等到一次大战炮响，风气又为之一变，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之说大盛，时彦俊才，众口一辞。而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学者、大学者如陈寅恪先生者，却从不人云亦云，而是从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真切了解出发，对两种文化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之未改之故。……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这番一针见血之论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即“五四”那一年说的，不仅道人之所未道，而且根本是一反众人之所道。证之“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之史实，尤其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之生态心态，能不钦服先生之明见卓识，而又悲叹不幸被其言中？
　　的确，现在连洋人也都承认，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中国人也早如陈寅恪先生所预见到的，出了不少“世界之富商”。但我们的“世界之思想家和艺术家”又在哪里？问题还不仅仅是形而上学传统的薄弱，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这一传统，导致鲜有对精神理想不计功利得失的执着追求。相反，为了一己私利可以鲜廉寡耻，无所不为。至于那些“插标卖首，盛服目眩。‘Advertisment’，事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者，更是于今尤甚，笔者在海内外亦曾屡见不鲜。许多以倡导新思想自居的“名流才俊”，不仅学问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通，而且没有任何道德操守和价值承当，随时可将人类最高尚，最值得珍视的东西置于不顾。
　　传统的计较功利心态加上近代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功利主义，使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屑于形而上价值理想的追求。对于西方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是从功利的考虑出发来引进和宣传的，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当作手段，而不是当作目的来追求。一旦需要，可以为了各种“现实的”目的或考虑而放弃甚至出卖。陈寅恪先生，当然还有王国维先生，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正表现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立特行，卓尔不群。他们不是从功利的目的去了解或认同这些价值，而是把这些价值看作是自己生命的需要。他们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从这些价值的渊源处了解这些价值及其深刻蕴含的。。
　　陈寅恪先生清楚地知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求谋生之路”。并说“经商最妙”，乃谋生之正道。然先生终究学者本色，“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蒋天枢语)先生中年以后历经坎坷，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以致最后双目失明。抗战复员后重返清华，冬天竟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大东语系，以买煤取暖。时人有《生查子》一首叹曰：“铮铮国士名，<SPS=1266><SPS=1266>寒窗苦，生事困薪樵，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晚年又遭残酷的政治迫害，古稀残废老人竟被整得“如在死囚牢中”。每念及先生一生遭遇，总不禁感慨唏嘘，不能自已。我常想，凭先生的家世，才学，及在学界的声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象他同时代的有些人那样，由学界步入仕途，或亦学亦宦；或承诏侍讲；或曲学阿世；或学界称霸。如怕有伤清誉，玷污先人，而欲独善其身，亦可乘槎浮海，入外国籍，当洋教授，这些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先生恐怕都不难办到。这样，先生一生纵不能富贵尊荣，亦至少可有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从容治学论道，断不至于要“淮南米价惊心问，”更不会“涕泣对牛衣，甘载都成肠断史”。然先生品格之感人，也正由于此。他早就知道，“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但“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文化神州系一身的先生，他最关心的是“本来民族之地位”。在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毕业生的赠言中先生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连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他不但如此谆谆告诫学生，而且自己也毕生为之奋斗。故此，当赵元任要推荐他去哈佛任教时，先生淡然答曰：“波士顿只有唐人街的中国饭店还能让我留恋。”
　　或问：在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时代，坚持理想，尤其是用自己的生命坚持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想，又有什么意义？的确，如果连思想、情感、艺术、爱情、友谊乃至人本身都可成为商品和浪费对象，理想也就如吉诃德先生大战风车一般，成了一个荒诞的象征。“理想”(Ideal)一词在西文中是从古希腊文idéa或eidos来的。idèa或eidos最初的意思是“看”或“知道”。柏拉图把它改造成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理念(也有译为“理型”的)。它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或原型，它无法在时空中感觉到，而只作为事物的本质超时空存在。具体事物总是不完满的，只有理念才是真正完美无缺的，因而它是事物仿效的原型。“理想”一词主要从柏拉图的“理念”概念派生而来。理想之为理想就因为它并不现实存在，而只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目标来引导，完善和改进人生，使之趋于完美。另一方面，虽然人不可能绝对完美，现实更是充满丑恶和痛苦，所以人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象征以示人可以为丑恶与痛苦包围，但决不认同它们，而要超越它们。人需要这样一个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和所认同的价值。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之珍视和坚持理想，并非以为理想终究要实现，而恰恰在于理想就是理想，而非可实现或将实现的现实。
　　在此意义上，理想就是乌托邦。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乌托邦往往成了和“科学”相对的含贬义意味的词。现代社会发展的无情逻辑似乎指向的是乌托邦的反面，但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曼海姆，在一九二九年清醒地看到，乌托邦的消失将使事物静止。在这种静止状态中，人只是物。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大悖论：人获得最高程度对存在的理性掌握，却没有了理想，成了一个纯粹听任本能冲动摆布的动物。人失去了塑造历史的意志，因而也失去了理解历史的能力。
　　曼海姆对乌托邦的整个解释是和乌托邦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相悖的，这是因为他忽视了近代历史证明的恰恰不是乌托邦的可实现性，而是相反。因此，他用能否实现来区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完全错了。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实现与否，而在于它与现实的对立，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意义。意识形态告诉人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乌托邦则表示：存在的是必须改变的。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新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死去的社会。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变化的动力，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
　　这样来看，陈寅恪先生终生坚持理想，生死以之，其意义就决不止是“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了。如果历史没有结束，人类还有希望的话，那么人类自新的无穷生命力，不就蕴含在他所坚持的理想中吗？

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