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俄国，一载有余。初回故土，适逢市场经济中科学文化艺术发展以及文化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等话题的讨论屡屡见诸于各种传媒。恰好，在俄国一年，也正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艰难时世，上述问题，在那里以更加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久前，又逢《鱼美人》风波炒得沸沸扬扬。回想在俄国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感想良多，不吐不快。恰有友人来访，谈及此题，兹录于后，就教于同好。
客：听说你刚从俄罗斯回来不久，出国一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答：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双位数的经济增长同俄国百分之二、三十的经济下降成为鲜明对照。这种对照不是纸面上的，它体现在市场的繁荣、人民消费水平的明显提高上。
客：不过，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非一帆风顺，代价是巨大的。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体会到：通货膨胀加剧、国有企业困难，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社会风气恶化等困境。几乎凡是代表社会文明方向的社会阶层(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教师、医生、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都面临着发展甚至生存的危机。你肯定听说过中央乐团、中央芭蕾舞团这些最高水平艺术团体几近发不出工资、人员外流、一年只演出几场而且越演越亏本的事。你还记得教授卖馅饼的例子吧？最近的则是《鱼美人》没钱排演几乎拍卖的风波。所以，今天的社会几乎成了完全的“商人社会”，只有商人觉得如鱼得水……
答：我承认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也同意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变成“商业社会”，这些都同向市场经济转变有关。刚好，我在俄国的一段时间，俄国也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且要一步跨向市场。你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也都碰到了，而且比我们更尖锐、更突出。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该有助于认识和解决我们的问题。
客：你是说俄罗斯也面临着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困境、矛盾？
答：是的，就现象说，同中国几乎如出一辙。你知道，俄罗斯是一个科学文化很发达的国度，几十年来，计划经济培养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那里的科技人材、体育人材、艺术人材曾是世界上最多的。莫斯科拥有大量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展览馆、歌剧院。你当然知道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或者莫斯科音乐学院大音乐厅，据说不少世界级的艺术家都以能登上这些舞台为极大的荣耀。不过，这些都已是昨日辉煌。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局动荡、经济困难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科学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困难。艺术贬值、人才流失、经费枯竭、福利式的传统文化消费方式和观念使艺术无法适应从“事业”向“事业与产业的混合体”转变。这方面的例子可随手举几个：在莫斯科的著名剧院看一场世界水平的芭蕾舞或听一场交响音乐会，票价是一百到二百卢布，而一纸杯可口可乐的价格则在二百卢布以上。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几十名院士，数次走上大街游行请愿，要求增加拨款，提高工资。莫斯科大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把精力放在第二职业或做生意上，因为工资实在不足以维持温饱。与此同时，一个流行歌星的演唱会，门票却卖到几万卢布一张，相当于一个科学院院士或教授的月薪。
客：请你暂时打住，这我就更不理解了。如果说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我虽然不满，但至少可以解释：全民族的素质低形不成对高雅艺术的社会需求；对教育科学的轻视造成“导弹不如鸡蛋”等等。但是，俄国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国民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高艺术修养的国度，怎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答：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但最基本的原因，我以为可以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就是说，科学、文化、艺术的供给超过了此时社会对它的需求。不管在情感上我们觉得如何痛苦，道义上如何过不去，但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社会对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的总供给超过需求(包括政府需求和公众需求，而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需求又最终取决于公众需求)。也就是说，现在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不需要那么多芭蕾舞演员和交响乐团，那么多博物馆、影剧院，文化财富的生产者和供给量过剩了，至少是结构性地过剩了。这种过剩的结果要么是“就业”不充分：歌剧院的演员每年只演那么三、五场，每月只有二、三百块钱工资，这同生产不景气的企业中工人人浮于事，工资一、二百块是一样的；要么就是自发的市场调整：艺术家改行、教育流失、科学家兼职，缩减作为科学家的劳动时间。至于博物馆、体育馆、影剧院只好去卖家具、办展销会、当歌舞厅……这种现象我们当然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莫斯科，我也一再看到这种情况：规模宏大的原“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变成了汽车行、服装市场。有一次我们兴冲冲地跑到位于库图佐夫大街上的著名的“全景画博物馆”参观，看门人告知，它已关闭半年余，设在其中的外国汽车展卖馆即将开业……
客：你说的这些，理论上或可接受，只是，于最简单的情理不合：偌大个中国，只这么几支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我们还有几亿的文盲、半文盲，人民的文化生活还那么贫乏，怎么反而过剩了呢？怎么会形成这种过剩的呢？
答：经济上所说的过剩不是相对于需要说的，而是相对于“有效需求”说的，就是人们愿意为它花钱的那些需要。举例说，免费的音乐会大多数人都会去听，花二十块钱买一张门票，许多人就不去了。这就是人们对它有需要，但没有有效需求。人们的总收入是一定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偏好去安排这些收入：用于衣食住行，用于文化娱乐，用于教育培训。人们不愿意把钱花去听交响乐、看展览，不愿花钱去提高自己的教育文化水准，在个人的偏好上，这种选择是合理的。当然，这不是说社会不应倡导一种消费模式，或者用政府需求弥补个人需求的不足。补贴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需求。至于形成这种过剩的原因，也只能从经济上去寻找。简单地说，既然供给过剩了，那就意味着社会用于满足此类需求的资源过多了。这种过剩，显然不是在市场分配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同计划经济下政府决定资源分配的特点联在一起的。说明白一点，政府不是按照社会需求，而是按一种理想或人为的规划来决定教育、科学、文化等等的发展的，至于把整个文化产品的生产都当做“事业”来办，不把此类资源的分配作为经济活动，就更无法同市场相容了。
客：你的意思是说把整个教育、科学、文化艺术都交给市场，这可能吗？好像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完全如此吧？
答：当然，当然不完全如此。我要说的意思有两个，一，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等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遇到的困难，不能记到市场经济头上。中俄在为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科学文化发展模式付出代价，帐只能记到计划经济头上，不能记到市场经济头上。二，在市场经济下，科学文化的发展，包括科学文化艺术产品生产者的定位，它的社会角色，都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下，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实际上是统一的货币尺度，只有具备统一的尺度，各部门才能比较、选择，社会资源才能合理配置，科学文化也才能稳定发展，就像计划经济下都不用货币尺度一样。就是说，物质产品的生产改用货币尺度去衡量了，而同样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还在沿用旧的非货币尺度。当然，由于这些部门的特殊性，由于市场功能的局限性，政府应当对于市场的作用加以调整、矫正和补充，对科学文化部门予以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只能用市场的方式。我们说科学文化的发展适应社会总需求就包括了政府的需求在内：政府的补贴、拨款、订货、税收优惠等等。但是，这种政府需求的多少最终又取决于选民——纳税人。政府的选择必须反映大多数纳税人的选择。
客：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你说俄国、中国的“文化财富生产者”太多了，应该按市场需要来调整和重新选择。那么，那些在新的环境下被选中生产文化财富的“知识分子”同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同现在的清贫的知识分子相比，其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答：首先需要澄清，我并不是一般地说文化人太多了，而是说，不适合今天社会需要的文化人太多了，而符合社会需要的，譬如说不是理论物理学家而是工程师，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家而是工商管理专家，不是太多而是还太少。至于社会角色和经济角色，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前一阵《读书》杂志、《东方》杂志等一批文人刊物虽专门讨论过这一类问题，三言两语怕难说得清楚。不过，我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古代的“士”——卫道士、辩护士、传教士。在中国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无论他的专业如何，都应当具有一个共同的专业——政治道德专业。他除了充当本专业的角色外，还必须充当一种社会角色：议论朝政、抨击时弊、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平衡，除了主要是经济上的不平衡外，也同这一角色的淡化有关：在社会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今天，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充当听众，公众更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于是，知识分子失去了一半身份，感到成了社会的“多余人”。以前身无分文尚能心忧天下，社会地位尚在，今天不仅没有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远比不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级。我想，这一变化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大量职业化的专业人员，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从事某一“产品”的生产，扮演单一的社会角色。时局当然也要有人去议论，但那是职业化的专门政论家的事。
客：科学、文化、艺术的重新定位，知识阶层向本专业的回归和职业化，这可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中会有不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不过，也许等到这个过程接近完成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就会顺畅起来，文化生产者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会有很高的收益率，也就不会再有鱼美人风波、教授卖馅饼这类事了。
答：是的，我相信市场秩序真的形成了，这类现象就少之又少了。不过，正像你说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中的浪费也不可避免。但是，就像物质资源配置失当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一样，这个过程是绝对免不了的。此外，应该说，这一过程可能是相当长的，比建立起用市场调节的经济架构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它需要建立一系列法律、规范、观念、行为方式，诸如自费读书受教育的制度和观念、精神产品(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制度、反映不同劳动职业特点和要素稀缺程度的合理的劳动报酬制度即市场定价制度、保护科学文化创造和发明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以及社会资助科学文化教育的基金制度，等等，等等。我相信，当上述制度、规范、观念形成之后，无论俄国或中国，所需要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他们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都会比今天多得多。
客：我也相信是这样。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