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除了后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态度以外，上述“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其实都是属于同一概念范畴的事，说白了，就是对东方文化的蔑视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这两者之间有的是一脉相承的沟通。倒是所谓“西方主义”概念中所涵盖的对西方文化一概“盲目”接受和一概“盲目”排斥的两种态度，也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或如何对待，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使再以几辈人的精力继续讨论下去，恐怕也不一定会有定论。但是这场一百多年来持续的讨论的意义却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它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而且从长远来说，由于它牵涉到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融，因此与人类前途休戚相关，不可等闲视之。
从表面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似乎有些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维护者，即所谓“国粹派”，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者，即所谓“革新派”，一百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其间历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读经救国”，“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直至今天的“西方民主不合中国国情”，“儒家学说振兴经济”；而处在对立面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直至今天的“德赛两先生”重提和“海洋文明”。这中间的争论此起彼伏，反反复复，连绵不断。每当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就会爆发一场大辩论，使史学家无法定下心来写一部接近定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在某一阶段，似乎某一派思想占了上风，有时几乎是绝对的上风，但是曾几何时，随着局势的突变，上风马上成了下风，真是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也就是中国的两句古话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当然，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重提了，历史仿佛绕了一个大圈子，仍旧回到了原地。除此之外，还有从“全权主义”到“新权威主义”的蜕变，真不知道应该把它看成是“倒退”还是“进步”？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场争论远远还没有结束，不仅我们这一代五四前后出生的人(再早一代的前辈多已凋零)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有什么眉目，就是我们的子孙辈或者他们的子孙辈恐怕也看不到这场争论的尽头。
最能说明这场争论的连续性和反复性的，固然是“德赛两先生”的重提，但是更加具有深层意义的是最近在浙江上虞举行的杜亚泉思想研讨会。这位在五四时代遭到曲解和低毁，后来又被历史遗忘的伟大思想家，终于在蒙在他头上的历史的尘埃被拂去以后重现了他的思想的光彩。历史真是一场无事的纷扰！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感谢它的播弄，没有这一番折腾，我们怎么会有能力来识别真知灼见和强词夺理？
因此，不论从广度和深度上，目前这场由于赛义德两本书的介绍而引起的讨论，都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而已，它似乎没有超脱这场长期争论的范畴，也没有超越原来的高度。而且赛义德的一些论点有不少是似曾相识的，比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还有吉卜林作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身份，早在赛义德以前好几十年就有人指出了，甚至英国文化界也并不讳言。在中国，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人知道的，他的作品至今没有成本成本的译介过来，多半是出诸于这点认识，或者说顾忌。赛义德关于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英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思想流露的议论，并无独到之处，使你感到振聋发聩。当然，他提出这些论点的勇气，尤其是在西方中心论占垄断地位的西方学术圈子里提出这些论点的勇气，还是值得令人钦佩的。若说他有成就的话，主要就是，用一句套话来说，“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西方学术界能够允许他在课堂上“大放厥词唱反调”，当重点书来出版他的博士论文，说明这心脏还是够宽容大度的。在别的边缘人的身上，似乎还没有他那样自如的表述能力，令那些趾高气扬的西方中心论者刮目相看，相反，却给“憋得无话可说”，因此产生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种由于民族自尊心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自卑的失落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不过在讨论东方文化(这里其实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或应该怎样相互对待的过程中，这种情绪化的表现时有爆发，甚至可以说始终支配着这场长期持续的讨论。究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一种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所造成的。所谓“浮躁”就是急于求成，所谓“盲目”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或者一概接受，所谓“非理性的”，就是感情用事。统观我国近一百余年来关于中外文化之争，不论哪一方的阵营，都是这种“浮躁的、盲目的、非理性的”态度，从来没有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检查一下自己和研究一下对方，也就是说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作一番深入的、客观的、理性的比较，以期做到取长补短，相互融会贯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浮躁的态度？它的历史背景当然是以炮艇外交为先导的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今在西方“蛮夷”的坚甲利兵的攻打之下，一败涂地，对于一个有极强民族自尊心的民族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一部分眷恋于过去华夏文明的优势的士大夫和另一部分倾倒于当今西方文明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如何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矛盾，具体的表现，就是中西文化之争。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之争到今天的“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之争都不脱这个案臼，所不同的只是触发点不同而已。或许有人会说，你把颟预昏庸的腐朽官僚和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等量齐观，岂不是不分是非？但是我们若作深层分析，不难发现，不论是妄自尊大，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还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其潜在情绪都是中华民族即使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要列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足球梦的破灭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落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可笑。不错，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但这并不是说什么都要得天下第一，也让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有一个机会嘛。
等到机会真的来临时，比如张艺谋的影片受到金像奖提名，荣誉又成了侮辱，就仿佛当初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一定有着“反苏反共”的目的。张艺谋是“玩”电影的，恐怕还没有那么敏锐的政治意识，顶多只是“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去让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恶心”而已，但是张艺谋在艺术上的创新，对旧美学观念的突破，尤其是陈凯歌的作品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无可指摘都是有目共睹的事，他们的成就迟迟才得到承认。拆穿了讲，就是因为给人家看到了自己的不光彩的一面。中国人爱面子，只愿人家看到你的悠久文明的光辉灿烂，就是不愿暴露家丑，这其实也是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作祟。许多事情自己做得，别人却说不得。如果说张艺谋的某些作品里还有一些什么“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的话，那么说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和巫宁坤的《沧海一泪》(亚丁的《不周天》和张戎的《鸿》还未有幸读到)中描述的文化大革命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就同新纳粹主义者否认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一样，岂非患了历史健忘症？把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非人迫害如实地记载下来，怎么能算是“有意识地去迎合西方读者的胃口，用伤口和脓疤去赚取同情和金钱(！)”呢？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吗？“伤口和脓疤”如果掩掩盖盖，还有复发的可能，只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在手术台上无影灯的强烈照射下把它彻底割掉，病人的躯体才有康复的可能，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不用多说也能明白。
如果说什么“同情”，我在读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时确实油然而生。人家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比起当今一些大款来，说她“安分守己”一点也不过分，她可没有开歌舞厅，雇陪酒女郎来腐蚀青年，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不碍你什么，只是由于出身是个所谓“资产阶级”，非要把她整得家破人亡，唯一的女儿死得不明不白才善罢干休。发生这样的惨剧的家庭当不止千千万万，我们应该感谢郑念女士有此勇气，不怕心头的旧痛，为历史留个纪录，免得这许多惨剧湮没无闻，以致我们的后人茫然不知前人作了什么孽。
至于巫宁坤的《沧海一泪》在中国知识界人士读来，恐怕就像翻阅自己的日记，或者重温自己的恶梦一样，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个中人物姓名虽然不同，但都面目相似，呼之欲出，甚至其中的对话，都好像言犹在耳，十分真切，因此有时不免感到心有余悸，或者感到荒诞好笑，或者鄙夷得要吐一口唾沫。巫宁坤给他的朋友的印象一向是才气横溢，机智风趣的。他的这本回忆录也许可以说是海外出版的同类书中唯一完全由本人用英语执笔无需别人捉刀、改写或修饰的作品。他的笔法锋利，说了别人想说而不知怎么说的话，过来人读此无不为之折服。尤其是他的机智和幽默，即使在他的处境最危殆和绝望的时候，仍时时有所流露。在他说来，这未始不是他对待逆境的自我解嘲。有的人也许不信，在这样的危难时刻，他怎么还有心境在心中默念莎士比亚或别的哲人、大师的名句，但是我辈过来人明白，这是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疯狂的世界里保持神智健全的办法。没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精神支撑，我是熬不过当时那场批判的风暴的。多亏巫宁坤的这些穿插，我们在读《沧海一泪》时心头的沉痛感和压抑感才有所缓和，否则这本书是实在“不忍卒读”的。他的这种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许就是他历经磨难而仍能幸存下来的原因。因此，我特别欣赏他对凯撒大帝说的一句话：“I came，Isuffered，I survived.”这是一句充满自豪的宣告，可以普遍地应用到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历经万劫，仍然幸存下来，凭的就是这种精神。当然，这是从总体来说。至于具体到个人，则就很难说了： 软骨头，应声虫，投机者，告密者比比皆是，他们或者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夤缘向上爬，以致干出了诬告陷害，落井下石的令人不齿的事，可谓屡见不鲜。把这种“伤口和脓疤”揭露出来，对于纯化国人灵魂，恢复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德，应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怎么能说是“东方主义大合唱”呢？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