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被看作是一段思想史上荒芜的时期。但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六十年代中后期，个人崇拜的狂热达到顶点；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的春潮席卷神州大地。当中这一段从逻辑上推理也不应当是空白。更何况过来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是民间各种思潮曾在坚冰下萌发、涌动。之所以造成一种荒芜感，主要是可供研究的史料比较缺乏。好在近几年，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和编辑出版家，已经开始注意梳理这方面的材料。就我最近读到的有《顾准文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城市季风》、《黄河》和《诗探索》等期刊对“白洋淀诗群”的回忆文章等。还有正在编辑中的《文革书信集》、《今代思想历程》等也搜集了不少那个年代的珍贵思想资料。
当时民间的思想者，多是年轻人。杨东平在《城市季风》是这样描述的：
在学校权威、家长权威、社会权威相继失落之后，他们开始了独立的探索，其基本的发展逻辑，是首先在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再从黑格尔、康德以及其他的西方思想家，并由古典理论深入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理论。
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一九七○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一九六五年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接触了当时的现实，他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金星(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城市季风》的主题不是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但这种粗略的描述大体上吻合当时的实际，客观上有一种破题的意味。
《诗探索》上宋海泉的回忆文章更富激情：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极端禁锢的十年，但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十年。再也没有比黑夜中的闪电那样震聋发聩，那样撼动人心，那样长久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了。
黑夜里第一道刺目的光芒是遇罗克。《出身论》第一次宣告了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为此，他惨遭杀害，成为思想解放的第一位殉道者。……其后，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在自己的哲学手稿里，借马克思的口重申了费尔巴哈的命题：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人关于神的知识就是关于自身的知识”。在造神运动达到顶峰的年代，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把神降低为人，实际上是把世俗的人提高到神的位置，把对尘世的人的关怀取代对宗教的神的崇拜。……一九六九年夏天，赵京兴的手稿在学生中流传。它标志着已然广泛开展的读书活动已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域。
这些思想资料中的多数，由于尚未公开出版，所以今天的读者不易见到。好在多数作者都在，搜集、整理不是没有条件。
作为个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思想成果，整理出版得最好的当属《顾准文集》了。虽然文集的问世经历了十来年的波折，作者辞世已经有二十个年头。
七十年代的顾准，与上述思想者情况不同，他不是一个为理想主义的热情所激荡的血气方刚的青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临近生命尽头的老人。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领导职务，五十年代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历尽折磨。作为具有深厚素养的学者，他的观点不是出自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出自洞察中外历史的深思。在当时文化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里，他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完全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把握。他不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高出常人的一得之见，而是在整体价值观上超越了那个时代。
他的思想精华主要保留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中。在这些书信中，他关于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科学精神与多元主义哲学、一党制与两党制、直接民主与议会政治、愚民政策与无为而治、辩证法与神学等问题的思考，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光芒四射。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王元化的评价并非过誉。这些书信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就在亲友中传阅，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屡屡受阻，直到九十年代才完整地面世。这从另一面证明，他的思想超前又何止于十年！
在文革时期，选择民间方式表达思想的不止是青年人和顾准这样的落难学者，还有张闻天这样曾为中共领袖的老革命家。张闻天当然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也是异端。张闻天自知自己的思想必定为当时的统治所不容，于是让夫人放哨写作，让外甥和侄子用龙眼伪装运出，再由外甥誊抄后销毁原稿。这就是《肇庆文稿》。因为张闻天的生平和思想已经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内，所以本文不再赘言。
当然，以上种种，虽可通称为民间思想，其间的区别也很大。就风格而言，青年人的思想更多不羁的野性活力，老年人的思想更多严谨与深沉。顾准和张闻天同处生命的暮年，特色也不同。《肇庆文稿》着眼于使国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更富于政治家的气派；顾准的书信则更多学者的气质，更敢于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更具有民间色彩。
民间的思想，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年代，实际影响范围当然极其有限。因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到后来却大放光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公开的媒体只剩下一种声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往往只能在民间一隅悄然闪烁。但一部思想史，如果缺了民间这一环，便不再完整。而且，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新鲜活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民间，而很少产生于宫庭和庙堂。这本来是思想演进的规律。只是由于修史为官家所把握，所以，民间的思想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岁月的风尘所湮没。本文列举的民间思想，不过是那个特殊年代思想精华的一部分。我目力有限，所不及处太多。只想提出这个问题，或许能引起一些同好者研究的兴趣。
抒臆集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