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一篇长恨有风情
作者：陈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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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
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13}
这首诗是白居易以一个女子自述的口吻写的,他是代湘灵抒怀,或者本来就是记录湘灵的自白｡湘灵与白居易是苻离邻居｡苻离埇桥为白氏旧居,诗中的洛桥,如实指洛阳桥,白居易早年根本未在洛阳住过八年｡如果洛桥为泛指埇桥(或埇桥别名洛桥),则空间上符合白居易与湘灵的故事｡十五到二十三,八年相恋｡白居易从贞元六七年到贞元二十年在苻离住了十多年,时间上也是可以相容的｡湘灵与白居易的爱情有重重阻力,作者在诗中表达的是一对情人共同的深深的祈愿,希望上天保佑,能如比肩兽､连理枝成为夫妇｡最后四句,已是《长恨歌》结尾的雏形｡《长相思》实际上是白居易与湘灵的《长恨歌》!读了这首诗,完全可以明白白居易早年的恋爱情缘与写作《长恨歌》之间的思想和文字的渊源关联｡
就在写了《长相思》后不久,白居易还写了一首《感秋寄远》:
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
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
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
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14}
据王拾遗先生研究,此诗是元和元年秋天,白居易在周至寄给湘灵的,有感于二人的婚事成空紡{1}｡诗中表达了对湘灵的深切思念,燕影蕙香都惹动诗人的深深相思,恨不能像燕子一样,回到苻离和湘灵在一起;惋惜与湘灵相爱的时日,耽误了湘灵的青春,不能成就佳期｡《感秋寄远》作于《长恨歌》前几个月,它为写作《长恨歌》作了感情､情绪､文字表达等一切条件的准备｡
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即使是婚姻“成空”之后,也包括写了《长恨歌》之后,仍不时萦回心头,直至终生｡如一组四首伤情诗{16}:
抱枕无言语,空房独悄然｡
谁知尽日卧,非病亦非眠｡
——《昼卧》
庭前尽日立到夜,灯下有时坐彻明｡
此情不语何人会?时复长吁一两声｡
——《夜坐》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黄花满树蝉｡
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
——《暮立》
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
唯有衷肠断,无应续得期｡
——《有感》
失恋怀念之苦,跃然纸上,言简意赅,伤情之至｡这种长恨伴随了白居易的终身｡白居易晚年形容自己:“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17}｡他的一生确实如此｡多年以后,还有一首《梦旧》,似乎仍与湘灵有关:
别来老大苦修道,练得离心成死灰｡
平生意念消磨尽,昨夜因何入梦来?{18}
以上引了那么多的诗来考证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力求再现这个故事的梗概｡所引的有些诗,白居易没有写明是给湘灵的,而且也不知白居易为什么不再在后来写的感情诗题上点出湘灵的名字?合理的推测是:随着白居易与湘灵感情的发展,爱情生活深化,阻力明显增加,湘灵处于非婚非嫁､非妻非友的尴尬地位,白居易抒发自己的感情,自己心知肚明即可,不便也不必要在诗题上一再明写湘灵的名字｡好在我们只是要考证白居易与湘灵的情缘,是如何为写作《长恨歌》提供了生活体验和情感积淀,并且导致了创作《长恨歌》的激情冲动｡即使以上诗作中有一首或几首不能实证是写给湘灵的,或者另有些可能是写给湘灵的诗没有引入,都不是十分重要了｡
白居易青年时期在苻离,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白居易称颂母亲是慈母,对几个儿子“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19}｡当时白居易年已三旬,与湘灵相爱八年,甚至达到枕席之亲,其母应是知道或者默许的｡白居易与湘灵之间可能也有婚姻承诺｡但最终为何没有成婚,据谢思炜先生考证:一种可能是白居易在外做官的父亲或父族不认可这门亲事｡因为白氏是仕宦人家,在当时重门第婚姻的习俗下,他们要求子弟婚姻要配高门第,这股强大的势力阻杀了这门亲事｡二种可能是女方原因,女方虽然门第不高但可能家境较好,而白居易当时家境清贫,在父亲死后一度还较窘迫,以至于要到浮梁大兄处“负米还乡”｡女方在不能为妻的情况下,不能接受为妾的安排,甚或根本不愿与白家通婚｡{20}女方到二十三岁才中断交往,实出无奈｡后来,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有一首《井底引银瓶》,自注是“止淫奔也”,其中有几句: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蘩｡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21}
许多学者认为,这首诗不妨看作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人生体验的一种反省｡但是白居易在感情上从来没有背弃湘灵｡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悲剧结束后,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写《长恨歌》后不久,白居易调离周至任职京城｡元和二年秋天至迟三年春天,与好友杨汝士的妹妹结婚｡杨家是当时的高门第,白居易官居翰林,“仕为清望官,婚配高门第”，符合当时青年士子出身的最好标准｡杨氏不识字{22},二人虽然白头到老,却只是“平庸的家庭关系,并以(白)蓄养声伎为补充”{23}｡绝对比不上白居易与湘灵的激情､深情与痴情,这就是白居易心里的“长恨”!
二
有了以上的考证,可以了解白居易是带着自己的爱情伤痛写《长恨歌》的,他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恋爱情缘融入诗中,丰富和深化了《长恨歌》的内容｡
《长恨歌》写作的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杨贵妃死后,她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时隔五十年,流传必然会有若干不同版本｡比如,杨贵妃死后归道成仙或是未死东逃海外,肯定有多种不同说法｡白居易当时家于渭村,在骊山华清宫东不足百里｡任职的周至,在马嵬坡西也不足百里｡他权摄过的昭应县,正是华清宫所在的县｡白居易完全可能听到不同版本的传说,他选择了最能表达他的爱情观点的归仙说来进行艺术创作｡
《长恨歌》不仅是爱情故事,也是历史故事｡作品不能不体现作者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观点｡白居易在写《长恨歌》前八个月,刚刚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制试｡关于唐玄宗,他在试策中是这样写的:“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乱｡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此矣｡”“洎自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年｡”{24}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极为推崇,把他和唐太宗并列｡比之历史上周朝成康､汉朝文景之治｡对天宝以后的荒淫失政,只是略有批评｡即使是这样中正的态度,制试的结果,仍以“言直,入四等”,只授了周至县尉｡而同试的好友元稹,却得到第三等,在京城任左拾遗｡不料,元稹上书论时事,为执政者所恶,随即贬为河南县尉{25}｡这些事使白居易在论及朝廷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写《长恨歌》时,不论是出于封建士子忠君的要求,或者是出于艰难应试九年始为县尉的谨慎,白居易都不得不对唐玄宗和杨贵妃采取为尊者讳的态度｡
唐玄宗和杨贵妃毕竟是一对有特殊地位的男女,白居易融合自己的感情写他们的爱情故事,必须努力突出他们与常人爱情的共性｡白居易做到了这一点,正如何其芳先生评论的:他们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和“普通男女的不幸爱情故事具有相同之点”{26},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长恨歌》成功和魅力所在,也是《长恨歌》为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白居易是如何融入自己的感情,把《长恨歌》写得感天动地,曲尽情致,引起读者共鸣?集中在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