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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仙境”在《长恨歌》中的审美意蕴
作者：付兴林
三、“蓬莱仙境”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
陈鸿于《长恨传》中叙及《长恨歌》的创作缘起时写道：“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舠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从以上这段追叙中，我们不难推知，当时有关李、杨的爱情故事在民间已形成并流传开来。这是因为，李、杨之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为时人、后人传播、演绎其故事提供了必要的时间长度；从王质夫的身份来讲，他是一位隐于民间、崇道迷仙的道士；从他们三人游玩、感叹的地点来看，乃是当时道教圣地仙游寺。揆诸常情常理——到哪山说哪山话，则所谓的“希代之事”，不仅指发生于帝妃间的缠绵悱恻的人间恋情，更应包含发生于“蓬莱仙境”的凡人与仙人的恋情。对此，川合康三先生在《关于〈长恨歌〉》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歌》，（以及由《歌》而产生的传奇体裁的《传》）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其一，是像《玄宗本纪》这样的史书记载，即历史事实；其二，则是‘开元遗民’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即民间产生的故事；其三，是白居易创作时的‘润色’，是以文人为主体的创作部分。关于贵妃死后的情节，可以说是以第二种成分即口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的。”③如此说来，我们今天见到的《长恨歌》就是白居易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运用他“深于诗，多于情”的艺术禀赋，对“希代之事”润色加工过的具有浓郁仙道色彩的艺术精品。
与以往诗歌中关于神仙的描写相比，《长恨歌》中的“蓬莱仙境”具有更大的联想性和由此而生出的合理性。唐玄宗是一位热衷道教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把朝廷的崇道活动推向了高潮。开元九年，他迎请道士司马承祯入朝，“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④；二十一年，“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⑤。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推崇，唐玄宗不断追加老君尊号，由天宝二年的“大圣祖玄元皇帝”，到八载的“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再到十三载的“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可谓尊仰之极。由于道教是唐代的国教，所以崇道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的圈子。事实上，有相当一批出身统治阶层的女性包括公主、贵妇、宫人等均乐于入道，女子出家入道从而形成潮流。杨贵妃亦是大量“入道”者中的一员。据《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记载：“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新唐书•杨贵妃传》亦有类似的记载：“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廷，随招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引用史料的目的，绝非出于要弄清杨贵妃入道的真正原因，也绝非是要评说历史上李、杨之事的是非曲直，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杨贵妃曾有过“度为女道士”的经历。
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受统治阶层嗜好的熏染，受道教观念及信仰的影响，从道、学道、入道者比比皆是。甚至连一些最坚定的反释、道者如韩愈，亦摆脱不了“长生久视”的引力，最终不免从俗随流。因此，道教在唐代百姓的心目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位置。
正是基于以上李、杨及普通民众信奉道教的事实，我们才可以说，《长恨歌》中的蓬莱仙境以及仙境中的杨太真具有一种依据历史存在而合理生发的联想性、真实性和可接受性。这也就是说，由凡间向仙界之迁化，显得那么顺乎自然而丝毫没有突兀乖捩之感。“蓬莱仙境”及仙境中的杨太真，似乎并非是远离人寰的虚幻不实的东西，而是人间的皇宫和皇宫中的杨贵妃的一种更趋合理、完美的正常对应。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就能更深入地解答“蓬莱仙境”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作用这一命题。
首先，“蓬莱仙境”对李、杨的孤苦、寂寞之情具有极大的消解作用。赏美一章中的中心人物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于人间极尊贵、富丽的皇宫中，两人上演了一出如影随形的喜剧。失美中的“马嵬兵变”一节，使人间的喜剧突然变调而成为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由唐玄宗与杨贵妃共同绘制的热恋曲线，随着一方的命殒马前而即刻中断。思美一章中，唐玄宗成了悲剧的主角，杨贵妃成了悲剧主角赖以维系生命的精神支柱。返京路上，唐玄宗触景生情，沉溺于追念之中而无力自拔。西宫南内的悄声孤影，低诉着生命、爱情双亡的孤独，以及浓烈的孤独所裹挟着的生命意欲冲破孤独、走向团聚的焦灼意愿。“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昼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定律，在急需抚慰的唐玄宗这里，却完全失效。思绪不住地放飞，无论春夏秋冬；焦虑不停地叠加，无论太液池畔未央宫中。可以说，唐玄宗的悲情体验已登峰造极，悲感势能亦聚积到再难承受的程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当凝重的悲剧即将裸露出它残忍的面目时，临邛道士的出现，为绝望的心灵注入了希望的灵液。道士秉承旨意，殷勤寻觅，终于在“蓬莱仙境”找寻到了消失已久的杨贵妃。随着“蓬莱仙境”及杨贵妃的出现，那出人间的悲剧随即便演化成了仙界的悲喜剧。重现于仙界的杨贵妃，虽然远离了人间，置身一处陌生的地方，但她仍然享受着如同皇宫一般富丽堂皇的生活：玲珑多彩的楼阁，镶金嵌玉的闺房，文静乖巧的侍女，典雅华贵的帐幔……而所有这一切，都可看成是人间生活的一种再延续，都可视为死者在仙界所获得的一种补偿。生活于仙界的杨贵妃，虽然“玉容寂寞泪阑干”，但她依然“风吹仙袂飘蓂举，犹似霓裳羽衣舞”，风韵不减当年。更为重要的是，从马嵬之死到仙山更生，杨贵妃的精神境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升华。常言道：“爱多则情厌，爱少则情变。”重获新生的杨贵妃，已没有了伴君侍王的可能和再获宠爱的机会，伴随她的将是“蓬莱宫中日月长”的寂寞生活。但令我们起敬的是，杨贵妃并未因在皇宫中爱多而情厌，更未因身处仙界爱少而情变。人在仙界，心驰凡间：“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身虽受阻，情弥坚贞：“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蓬莱仙境”，杨贵妃的情怀得到了最大幅度的释放，唐玄宗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所以说，“蓬莱仙境”的出现，不仅有效地消解了唐玄宗的精神苦闷，使那根中断了的爱情曲线在仙界重新续接、延伸，使唐玄宗此前茫然的苦恋，立刻赋有了价值和意义，并转化成有目标、有目的的执著追求；同时，“蓬莱仙境”的出现，还有效地消解了杨贵妃的悲剧命运，使她超越了死亡，脱胎换骨，并在因应、对应唐玄宗“一种相思”的过程中，幻化成一位雪肤花貌、风姿绰约、情操高尚而令人仰视的美神！
其次，“蓬莱仙境”对接受者的悲剧郁结，亦发挥了巨大的消解作用。李、杨在人间的爱情故事，对任何一位读者来说，都可称是可歌可泣的佳话。皇宫中的相依厮守，马嵬驿的生离死别，西宫南内的刻骨思念，以其打破了帝妃的神圣性所显现的世俗性、平民性，而别具一种亲切、平易的感觉，并由此缩短了读者可接受的心理距离。失美一章中杨贵妃的“宛转马前死”，以及思美一章中唐玄宗的“朝朝暮暮情”，均具有极浓的悲剧意味。当人间最美好的真情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认同这种真情的读者自然要为其鸣不平，要为他们关心、牵挂的主人公的命运捏一把汗。从接受美学来看，接受者的这种心理活动，正是接受者与主人公的命运产生高度共鸣的体现，只有当接受者所关注的人物命运得到应有的改善后，这种紧张的心理才能得到有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