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黄亚洲诗歌后现代艺术走向解读
作者：沈 健
他披着红袍，注视／阳台下的整个地球／又咸又腥的人类，成为／他眼中。一粒／永远挂着的泪珠。——《阳台上站着教皇》
忧患、宽恕与救赎之情，如同地热喷泉，在文字的挤压层中曲曲折折地涌动。而这种超出一己之域的情感就是一种个体的伦理承担。
“第三代”和“个人化写作”以来，诗消解了建国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审美地返回到了自身的本体建设中。它不再是黄钟大吕式的个体承担，不再是震荡良知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个人化小径上的悄声细语，以温柔的意象手指抚慰人心，在想象中达成美的眩晕与呢喃。尽管历史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诗在反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相应地也带来了社会批判力的弱化、道德净化力的淡化，以及诗歌自身的泛化、俗化。在这样的语境中，黄亚洲冒着被喝倒彩的风险，诗意地呈现了其肉体之痛，心灵之憾，良知之苦，道德之涩。这显然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选择。
选择这一选择，需要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萨义德定义过的“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向（ｔｏ）公众”和“为（ｆｏｒ）公众”的独立个人——需要勇气、胆魄，更需要智慧与才华。虽然诗歌不是思想评论，诗人也不是思想家，但是，就人类精神分工而言，诗人与思想家必然是同一地平线上的“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⑩。
而这，恰恰就是黄亚洲以及他这一代人被更年轻者所放逐的根本缘由所在。
三、后现代价值取向的中年写作
从写作方式上看，黄亚洲是一个业余诗人，写诗就像一般人说笑话、编段子：
“这次大西北之行，我正好与亚洲同行，而且一路上亚洲一直是坐在我的汽车前排位置之上。当车在广漠无边的戈壁滩，或者是在风尘扑面的河西走廊上震颤前行，整车人都有点昏昏欲睡之时，惟独亚洲总是躬着身子伏在置于膝上的一叠纸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常常是走过一段路程，他就兴奋地站立起来，在车上向大家发表他刚刚草就的诗作。于是，困乏的一车人也就随着激昂的朗诵之声，精神为之一振。” (11)
这是评论家高松年记载的一个镜头，它清晰地描述了诗人颇有行为艺术做派的写作状态。正是这种随意、率性、玩笑式的写作方式，首先引出了老一辈诗人对黄亚洲的排异，因为在他们看来，诗，是神圣而严肃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必须以崇畏的态度慎重对待。问题是，黄亚洲非但不向几千年以来被圣化了的这一写作态度靠近，反而一意孤行地越走越远，以个性鲜明的方式消解了诗与道德、政治、价值之间非审美的对应关系。这一路径乃是与古典性、现代性相向而行的路径，被一些老辈诗人婉拒当在情理之中。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最让老一辈接受不了的，是黄亚洲这个一向严肃有余的老实人在诗歌内涵上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因为他们实在是不习惯这样的诗句：
晕眩是我忠实的方向盘／我每天用它放出光明。
——《睡梦》
这是一种戏谑与自嘲。“方向盘”一词，带有强烈革命色彩，如同北岛的“广场”：“我曾正步走过广场／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广场”是一个“革命性空间的超强所指集大成式空间形象” (12)，“方向盘”则是通向“广场”的操纵器具！北岛诗激烈、尖锐的社会批判，被黄亚洲反讽地搞笑为“忠实”的“晕眩”。
“晕眩”的字典意义是，“头脑发昏，周围物体好像在旋转，人有要跌倒的感觉”，而诗歌意义则既有被社会万有引力挟裹愚弄的自我嘲讽，也有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自我觉醒；既有理性的消解，也有感性的批判：“忠实”的“方向盘”被安上了原罪的“大乘之船”，“搁浅是为深入”，“晕眩”是为了“放出光明”。于是，感性的人生被重构为历史的理性。
庄肃中的轻松、沉重中的幽默、反讽中的重建，这是一种后现代价值取向：解构中心、质疑主流、拆解宏大叙事与先验意义、消解抒情和唯美。应当说，作为一种策略选择，对一向规矩稳重的黄亚洲来说是冒了风险的，请看一下他诗中的物象：“屁股”、“精液”、“痰”、“梅毒”、“耳屎”、“尿布”、“涎水”……这样一个词语谱系，不无“下半身写作”之嫌，有时甚至酷肖黄段子、口头民谣：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战争／都起源于裙子升上旗杆——《黑山羊》
“裙子升上旗杆”，颇具手机短消息色彩。与“方向盘”一样，“旗帜”也是一个十分革命化的意象，其情感含义往往趋于激进、激情、激昂。因而，在民间表达中，“旗帜”又不无暧昧、情色意味，比如民谣“家外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中，语句的性指向就不言而喻。精神分析学认为，性与权力是一组互为表里的人类行为，在泛政治化语境中，性、暴力、政治、权力往往会结构为异质混成的语义场，从而形成理解上互置、映射、暗合的功能性结构。由此而观，当形而下的欲望被上升为形而上的目标，并且被转换成价值旗杆上的借口之时，欲望便突破人类理性，呈现为暴力与战争；而战旗被祭起之日，便是苦难、毁灭等灾祸横溢之际！以如此哭笑不得的语句用来解读战争起源话题，其反讽意味可想而知。这种书写风格还大量存在于下述诗句中：
从《史记》里切几块儒家道家／外搭半斤皇帝，三两公主——《横店影视城》
回忆是由夜转昼的颜色／是雄鸡吐出的痰
——《回忆》
城市的夜生活多／黑眼圈多，所以城市抹点脂粉与口红／是虚荣与健康的表现——《城市》
菩萨大批进村的日子／就是村民的子女／大批进城之时
——《请不要拦阻村民造庙》
我不能断定知州大人是安息了还是在午睡／所以必须像涎水一样悄悄离开／非常轻盈／不要惊动舌苔——《参观霍州署衙》
显在的政治话语、日常表象、正面价值的结构，被智性地转换为深层的因果归谬，意义越是严正，结果越是荒诞。在这里，作者提供了两套代码，一套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貌似严肃、正面、宏大、理性的价值，而另一套代码却是内在的、隐性的，通过叙述的智性转折，利用历史语境的反差或者事理上的乖谬，形成了语义的冲突与事理的悖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反讽著称的小说家高手如云，比如鲁迅、老舍、张天翼、王蒙、王朔等，而在诗歌中加入这一要素的作家则极其少见，袁水拍等人的政治讽刺诗由于过度地放大了诗歌的直接政治功能而接近于新闻与民谣，降解了诗的审美层次而难登史家的美学视野。新时期以来，北岛、伊沙、韩东、于坚等人，以反讽来解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宏大框架，消解自我中心，敞开人性负面，是反讽的深度表现。现在，黄亚洲以中年写作者身份加入了这一队列，而且成为一个手法娴熟的操练者，此乃当代诗坛之幸事。
而且，较之伊沙、尹丽川等“后现代”写作，黄亚洲是一个具有建构主义特征的后现代者。后现代其外、现代其内是其特殊之处。解构、反讽、幽默、搞笑、自嘲等后现代主义做派，在黄亚洲那儿并不是本体论，而只是方法论，作为批判的武器被设置在了武器的批判的前沿阵地。因此，其后现代的弹道中散射而出的是其他中年诗人笔下罕有的消毒药水或者启蒙清醒剂：
先生是金人／先生有大学问／忽必烈打来了，要留任先生／先生骑上毛驴儿／以驴毛当蓑衣／驾！不伺候了∥先生把一个朝代挂在驴屁股上／访遍天下村镇，到了晚上／先生就点亮油灯／以胡须搓成毛笔，以血入砚／先生发狠／要攒写金朝的全部历史，网罗／金朝的全部诗文∥先生落笔的时候／天空噼啪有声／雨点落入江河／一个民族开始搓身／腋下墨香滚滚∥这是一个／关于气节的完整问题／关于理想主义，关于人∥其实我对此并不‘好问’／只是我窄小的心房里，今夜／台灯忽吐烽火／四只驴蹄，发出战马的嘶声∥只要拥有驴子、伞和胡须／便可以对任何季节／置若罔闻，再说／驴蹄踩出的那些野花／九百年了，早已轰轰烈烈／路标一样茂盛∥还可以再说，正史和野史／封面时常互换／向来没个定准／许多金灿灿的皇家珍品／不过是草料，我早已看见／半夜时分，先生／将它喂入了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