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胡先生到了。’
接着，高凌百迎了出来，接了我的呢帽、手杖，让我到左边一间屋中。一面让，一面说：
‘来了，请胡先生过那边坐。’
我以为有甚么事商量，便随了他去。一入室，谁都没有在，祇有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静静的坐在那里。我便起了阵疑虑。
这一间屋布置楚楚，中间一张大菜台，两旁两排椅子，我向大菜台席位的正中一坐，高凌百和吴思豫便在两旁站着，情形很严肃。高、吴向我招呼一会，便拿上一封信来，这信很厚，大概有十几张纸，不是介石亲笔，但介石在旁边加山许多注，下面又签了他的名字，我看过这信，便被高凌百收了去。信的内容是样的：
先说介石如何尊重崇拜我，说除总理以后，第一个为他所尊重崇拜的便是我。
次说我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介石，无论在党务政治方面，处处与他为难。
接着便罗列了很多条款，算是我的罪状。重要的有：
一、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运动军队。
三、包庇陈、温（陈羣、温建刚）。
四、反对约法。
五、破坏行政。
…………
…………
在每一条款之旁，介石自已注了几句，最后注的几句，大约是：
‘先生每以史丹林自命，但我不敢自承为托罗斯基。中正欲努力革命，必须竭我能力，不顾一切做去，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
我看完这信，又气又笑。高凌百收这信时，我昐咐他说：
‘找介石来，我有话说。’
高、吴两人很忸怩，吶吶不能出口的说：
‘总司令开会，怕没有时候吧，胡先生先吃饭吧，有甚么话，吃完饭再商量。’一面说，一面便传饭。
‘我不想吃饭。’我正色说。
这两个人无法，一个假装打电话，一个在室内走几圈，挨了约莫半个钟头，邵元冲来了。元冲诚惶诚恐的问我：
‘胡先生有什么意思？’
‘甚么意思？’我问。‘你去找介石来，我要问他是甚么意思？’
元冲似乎不敢尽其辞，悄悄走了。一会，元冲又来，吞吞吐吐说：
‘蒋先生没有甚么意思。’他好似没有敢把我和介石的话，完全传述出来。
‘没有什么意思。干甚么这般做作？’我愤然说。
‘蒋先生想胡先生辞立法院院长。’元冲明知挨延不了，便找我入另一屋子，讲了这么一句。
‘何止辞立法院院长。我甚么都可以不干。组庵未死时，我已经说过辞职了，但必须找介石来，这样便可以了事了吗？’这时候，大概有十点钟了。
到十二点钟，介石来了。随着十几名卫士，他一入来，卫士统统站在门外。王世和（按：是蒋先生的侍卫长）戎装持枪，跟了进来。介石坐在我对面，王世和也不客气，居然按着枪坐在我和介石旁边的一个椅子上。高凌百、吴思豫两人，有时坐一会，有时出去走一走，我也不理。
‘你近来有病吗？’我问介石。
‘没有病。’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我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
介石不作声。
我尽说，介石尽不作声。迟了一会，才说：
‘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
我不听则已，一听却动了气了。我严厉的问：
‘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给我反对吗？’
‘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订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不依总理遗赴来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冒牌算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吗？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谈话，有谁敢说我不合总理的遗教吗？’
‘关于约法并不是我个人反对。稚晖、季陶、亮俦，和你……又何尝赞同了？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卽使我首倡，但你也附和了，-已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前四天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你今日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呢？还是昨是而今非呢？’
（胡文原注：大概是二月二十四日，我、季陶、稚晖、张群，都在介石那里，谈到约法问题，我尽量发挥我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介石也说：‘祇有照胡先生的话去做，不要约法。’那天介石约去谈话，我到时，张羣、季陶他们都已经先在了。张羣竭力在那里敷陈其‘立宪救国’论。我听了不耐烦，便痛辟了他。……
我说完了这些话，张羣没出声，季陶、稚晖都赞成。介石也说：‘很是，我们祇有照胡先生的话去做。’）
介石迟疑了一会，便说：‘胡先生讲话，向来那么严正，我旣不会说话，自然祇有赞同。’
我说：
‘你这人竟这么奇怪。这样的大事，旣已赞同，不久便可以算我反对。你究竟是甚么居心呢？卽使你可以操纵一个国民会议，定出一个约法来，这个约法的价值，又究竟何在呢？’
介石没作声。
介石又说：
‘不过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政治工作人也太过。这些人都不自安，对于胡先生，恐怕印象也不好。’
我严重的说：
‘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胡为，擅离职责，国家体统何在？这批人，还不该受我的教导吗？’
‘胡先生责备他们，还不如责备我吧。’介石狡诡地说。
‘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未尝不责备过你，但可惜你不能听受，转而发生其它感想罢了。’‘总之：这些事都不必提了，老实说，一切政治上的策略手腕，我经验得多了，不过我只能懂，不愿做。因为我数十年来，从不肯丧失我的革命立场，而以什么手腕对付党中同志。除真正忠实同志以外，我也不暇求其谅解。但我总不料前有注精卫，后有你蒋先生会误解我。’
‘不过我要忠告你：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声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做总司令，做主席，做行政院长，而国事至此！进一步说，你操纵一个国民会议，通过约法，再选举你做总统，你能做得好，我也许可以相当赞成，但你万不能怀疑我会和你争总统，因此而以去我为快。你要这么存心，便没有能认识我。其实，主席或总统，能值几文一斤？我革命数十年，祇是愧对国民，愧对总理，真正是：“余生犹在已堪惭，说不尽从来积惨！”’
‘再就事实来说：民国十六年，同你进南京，那一个主席不是我做了？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的主席是我，甚至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我。但我可以使人不称我称我为主席，而仍称我为胡先生。他人能做得到吗？再者，民国十三年，总理北上后的革命策源地──广东，党权政权军权都交付于我。但总理逝世，我可立刻自动的交回党，我可断言，像我这种做法，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可以说“前无古人，”非你们所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