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北平方面主持大局的大员为何应钦和黄郛（新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指挥军事，黄办理外交。日军因战场扩大，兵力已感不足，且已达成侵占热河之目的，故不拟再事深入。我方因抵抗无力，势难续战，爰本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经过英、法驻华公使蓝博森居间斡旋，由黄郛出面，秉承中央决策及汪院长、蒋委员长的指示，几经与日方折冲，终告协议停战。我方以北平军分会参谋长熊斌中将等为代表，日方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此人于民国三十四〔一九四五〕年，我国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大将，升任日军派遭军总司令，为在华日军的最高统帅。）少将等为代表，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天津附近的塘沽签订停战协议。其要点如次：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与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并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
二、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施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便利。
三、日本军确认中国已撤至第一项协议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归还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以南，第一项协议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
至此，日军入侵华北的危机，乃告暂时纾解。
塘沽停战协议与一年以前所签订的淞沪停战协议，同为我政府委届求全忍辱负重的产物。国人不察且不谅当局的谋国苦心，抨击之声时有所闻，别具用心者更据以为反动的借口。塘沽协议签字之日，华北将领万福麟、于学忠、宋哲元等四十七人，也联名通电反对。六月二日，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发表公开谈话谓：“一次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及政治。即就前方军事当局所派出之代表，亦足以证明。盖军事代表，对于政治问题，固无谈判之权能也。当此之际，政府及其所辖之军队，一息尚存，最后牺牲之决心，必不放弃。故如外间所揣测谓将有签约于承认割让之举动，敢为国内外保证其必无。至于局部缓和，不影响于领土主权及在国际所得之地位，则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苏息计，政府将毅然负责而为之。以是非利害诉于国民真实及悠久之判断可也。”蒋委员长在其六月三日的日记中，也有如下的记载：“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国有益，无愧于心而已！”
张学良此番辞职下野，固然是受了日军大举入侵，丧师失地之痛的影响。但他内心深处尚有难以言宣的苦闷。
其一、“九一八事变”以前，张学良对于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原以强硬的态度与之抗争，这在芜文前面，迭曾论及。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中央政府全盘考虑的决定，原非完全出于张学良的本意。他以受祸最烈的人，眼看到祖先遗留下来的田园庐墓，化为乌有，白山黑水之间的广大国土，任由敌骑纵横宰割，还要于举国咒骂声中，背上不抵抗的恶名，忍辱负重，无由分辩，内心痛苦，实难忍受，惟有暂时摆脱，以谢国人。
其次、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北方军人中的辈份，都比张学良为高。他们原与老帅张作霖比肩而立，虽然离合不定，恩怨难消，但终算是张学良的父执。民国十九（一九三○）年阎、冯跟汪兆铭等在北平举行扩大会议，发动中原大战，合力反蒋（介石），声势浩大。却因张学良入（山海）关助战，迅归失败。阎锡山远扬，冯玉祥隐避，多年经营得来不易的基地雄兵和权位，丧失的荡然无存。汪兆铭等更是游走南北，流离失所，几无容身之地。他们把这一番吃败仗尝苦果的烂账，都给算在张学良的头上。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张学良以副帅之尊高座故都，雄踞东北，虎视华北，谁也对他无可奈何。可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基地丧失，张学良由陆海空军副司令，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地位权势，每下愈况。汪兆铭则主政中枢，对张备加责难。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移居张家口，他们对张学良不作正面报怨，只消极的不合作，即收掣肘之功。张氏以失势的晚辈，居此困境，宁无芒刺在背，坐难安席之感。如此局面，安能担当，惟有一走，解兹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