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胡汉民于民国二十（一九三一）年冬，由南京出居上海，尚未南行以前，曾与邹鲁、谢持、刘震寰等共同商定，与华北方面的实力人物，谋取连系，齐一步骤，对南京形成南北夹峙之势。胡氏旋与谢持、邹鲁等一同返粤（广东），刘震寰则以西南（两广）方面军事代表的身份留住上海，负责进行。迨次（民二十一、一九三二年）汪（兆铭）、张（学良）交恶，张学良面临困境，积郁万端，乃嘱顾维钧赴上海，邀约刘震寰到北平一晤。
刘震寰即与胡汉民函电密商，决定先到北平与张学良见面后，再转太原与阎锡山接头，期能团结北方力量，共同支持张学良。刘震寰在北平与张学良晤谈时，张对刘大吐苦水，且谓“东北之失，一般人不知个中真相，对我指名叫骂，情有可原。而展堂先生们是曾居高位，深知内情的人，乃亦不能稍予假借，实在令人痛心。山西方面，则因扩大会议旧嫌，宿怨未泯。各方对我节节进逼，已非我所能招架。形势如此险恶，恐非一走无以了事。”刘对张即大加慰藉，申说此次北来的用意，劝张切勿灰心出走。同时刘又专函阎锡山，告以即将前往访候。旋得阎的覆函，内容尽属浮词，但于结尾中则说：“中央于足下行踪，不无注视。远道辱访，扫榻未遑。道路多艰，还祈审察。”如此似迎实拒，语婉而讽的表示，刘震寰殊觉难堪。惟为了此行任务，又不能就此罢休，经过考虑后，再给阎锡山写了一封长信，开门见山，促其警惕。原函说的颇为动听：
“……编遣会议以后，迭兴大波。阁下如不欲再蹈覆辙，必须外结连难之势。否则逐个击破，阁下终难自保。西南向为革命策源地，有其政治立场。滨海之区，一切取便。彼此合作，在西南不过于浮面上增其气势之雄。而华北结此外援，则野心家为防人蹑其后，将不敢渡河北进。以故与其谓西南之必须争取华北，毋宁谓华北之必须倚重西南。以今日华北的局势言，东北沦亡，热河告急，在在予人以可乘之机。阁下之与汉卿，合则并存，分则两败。汉卿恐已难安于其位，南京势力，若果直达河北，恐娘子关之天险未必终可恃也。何去何从，希加抉择。……”
阎锡山看罢此信，大为感动，急派其参谋长傅觉民到北平见刘，邀其赴并（太原）。其时中央对于刘震寰的行动，业已密切注意。深觉敌军入侵，华北告急，内部如生变化，将更难于应付。于是急派何应钦先行北上，蒋委员长亦即北行。刘震寰离北平赴太原，刚过石家庄，何应钦业已到达保定。迨刘氏到太原，何已抵北平，蒋委员长亦到保定。刘震寰跟阁锡山晤谈颇洽，阎承诺全力支持张学良，鉴于时机紧迫，立派其宪兵司令以小汽车陪送刘到张家口，嘱刘与冯玉祥密洽后郎遄返北平，劝阻张学良下野。刘、冯匆匆晤谈，为了争取时间，冯即派其长公子冯洪国（以后对日全面抗战期间在军中阵亡殉国）及顾问刘治洲（别号定五，陕西人，北伐以前曾任陕西省长），偕同刘霹寰赶赴北平。时张学良已到保定谒见蒋委员长，当面请辞，蒋先生当机立断，即准所请，并由国民政府克日发表，以何应钦继其任。张学良的下台，乃成定局。刘震寰空跑一场，毫无结果。如果那时不是阎锡山初期延宕，刘震寰赶在蒋先生跟何应钦北上以前，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三人之间，拉拢妥当。则张学良是否辞职远行，不无疑问，北方大局或另有如何变化，也未可知。
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春，张学良下野出国时，道经香港，曾与胡汉民一度晤谈。次（民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初，他倦游归来，先期接到蒋先生和胡汉民两人促归的电信，蒋先生且派陈策遄往欧洲，促伴张氏同归。那时正值农历残冬，当张氏返抵新加坡小住时，胡又派刘震寰于除夕而赶往迎候。可见当时蒋、胡双方都对张积极争取。张学良过（香）港时，南京方面已发动大批东北同乡，集（香）港欢迎，意在阻绝张氏与胡汉民无法会面。但胡仍派其女公子木兰偕同罗旭龢登轮访问，并拉张下轮乘小电船登陆，与胡澳民在妙高台寓所促膝深谈。当时张学良痛心国难，萦怀乡邦，矢志效忠中央，维护统一，戮力御侮，故对胡汉民未作进一步的结合。直至民国二十五（一九三六）年胡氏病逝为止，他们的关系若即若离，不绝如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