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子先生勋鉴：自从紫罗镇一战之后，已充份证明我全体红军将士英勇作战之精神，及蓬勃昂扬之士气，唯念在日寇犯我边境日亟之日，正我全国同胞团结对外之时，而吾人仍将国力牺牲在内战方面，弟等窃以为不可。兹经本党同志一致议决，如蒋先生决心指导抗日，则本党甘愿放弃共党之组织，在三民主义信仰之下，军队接受政府之改编。倘蒋先生认为弟在国内有所不便时，则弟个人亦可考虑接受政府名义出国考察。’等语。下面的署名是毛泽东拜启。
“我看完了这封信之后，……问邵道：‘主席对这件事是怎样的看法呢？’
“邵说：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毛老旣然承认输了，我们也应当适可而止的算了。
“我说：旣然主席同意接受老毛的建议，主席就把这封信转呈给蒋先生好了。
“邵说：不行，不行，近来西安市上流传着两种谣言：一种谣言是说东北军思想庞杂，行动不稳。另一种谣言是说我和我太太傅学文有点左倾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老毛的信怎好由我转呢？……我的意思请你把这封信代为转呈给蒋先生。
“我想了一想对邵说：我觉得这封信由我转给蒋先生有两种不便：一种不便是老毛这封信是给主席的，并不是给我的，由我转达出去，你依然脱不了关系。另一种不便是主席做过蒋先生的秘书长，关系比我深，连主席都认为不便转达的信，我怎好越俎代庖呢？”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这封信，便没有转给蒋先生，自然就谈不到什么结果了。
稍后，邵力子曾对彭昭贤说：“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可惜当代的一些英雄们不懂得这个道理，非把人逼上梁山不可，我眞替蒋先生可惜，他又对陜北失却了一次见好就收的机会。”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岁参加革命。民国初年，一直在上海与于右任、叶楚伧、胡汉民、汪兆铭、瞿秋白等，办理报刊，为国民党作文宣工作的有力人物。民国九（一九二○）年，与陈独秀、戴季陶、周佛海等，为中共组党的发起人之一。北伐期间，曾任蒋先生的秘书长，以后历任党政要职，为蒋先生所倚重。抗战末期及戡乱期间，他对中共问题，主张和平解决，当时有“和平老人”之称，与“民主将军”张治中，同受国人注目。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三月，国共议和，代总统李宗仁派他为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他坚辞不就，改由张治中担任，张与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等，前赴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谈判，未获结果，张、邵等就集体投共了。观诸邵力子在西安事变以前的如上说法，和在西安事变期间婉劝蒋先生暂时引退的意见，其左倾亲共主张，盖由来已久矣。
本刊上期（五月份，四十八卷第五期）所载芜文，关于中共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合流的情况，当时因采证欠周，与事实略有出入（见一○四页），兹作如下的补正：
伪“第四方面军”于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三月，由（四）川北向西流窜，强渡嘉陵江，占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彰明、中坝、平武。旋卽放弃，渡过涪江，占领北川、茂县、汶川，又复放弃，渡过岷江，占领理番、懋功，围攻松潘。六月中旬，与由（四）川南窜来的伪“第一方面军”合流。
伪“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于同年五月初，窜至金沙江边，消灭驻守的川军，占领龙街渡，洪门渡、绞车渡各渡口，搜获七只小船。因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且受国军飞机低空袭击，皆不便由此两处通渡。共军乃将主力集中到绞车渡，利用那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围攻会理。在此地区休整了五天，继续北窜，经德昌、礼州、泸沽、冕宁、越隽，于五月底窜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由于附近的渡口船只很少，它们卽以一部渡河到对岸，主力仍在原岸，分兵为左、右两个纵队，夹大渡口两岸北窜，强占了泸定桥天险，卽从此桥越过了大渡河。六月中连陷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四川西北地区。旋窜到懋功境内，与抵此接应的“第四方面军”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