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早已成为我国每个国民、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鬪争而外，别无其它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它的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王明（陈绍禹）同时批评中共应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错误：卽“九一八”事变，中共反日运动的形式主义和关门主义。“一二八”（按卽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发生的淞沪抗日战争）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共的分裂主义和失败主义。福建事变（按卽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琛、陈铭枢等，在福州建立伪“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当时称之为“闽变”。）中共的欺骗主义和旁观政策。以及乘机夹击国军，客观上有利于日寇侵略的种种行为。
关于今后中共的策略路线，王明（陈绍禹）明确的说道：
“据我个人的意见，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的意见，我们现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的具体步骤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羣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此外，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它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的在前线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眞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鬪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略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面前，明显的提出国防政府的性质问题，卽是指出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抗日救国。因此，国防政府的政纲，应当是能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下列各点：
一、 抗日救国，收复失土。
二、 就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 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任抗日战费。
四、 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 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 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 实行民生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 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 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 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日本国内劳动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王明（陈绍禹）的这一专题报告，经过共产（第三）国际接受通过，卽成为中共“八一宣言”的蓝本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也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共党反帝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共产（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所选出的共产（第三）国际领导成员，在四十七名执行委员中，有中共的王明（陈绍禹）、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四人。三十三名候补执委中，有中共的博古（秦邦宪）、康生二人。二十名监察委员中，有中共的周和生一人。主席团委员十九人中，有王明（陈绍禹）一人。就人数的比例来看，中共并未受到适度的重视。可能是当时中共正在长途流窜，势穷力蹙，苏俄卽对之颐指气使，视若奴婢，中共也低声下气，仰其鼻息。想不到事隔若干年，情势大变，中共窃据大陆，建立政权，残民以逞，形成假象，竟成为美、俄两大超强国以外的另一个强权，顾盼自雄，为祸世界，且成为自由世界盟主美国结交利用，妄图作为联中（共）制俄的筹码。国际间只讲利害，不顾道义，古今中外，莫不皆然。某些不知自省自修的浅见之徒，动辄责人不守信义，出卖朋友，实在天眞的有点没有出息。试问你不自强，谁肯做蚀本的扶助？你若自强，谁又能轻易的出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