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显光在所着“蒋总统传”中说：
“此时，蒋总统对于盘踞延安（按，此说有误，其时延安尚在国军手中）的共匪业已停止用兵（按，剿共军事，仍在积极进行，某些地区纵有停滞，乃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谈不上是“停止用兵。”），欲藉此以统一全国，以应付卽将来临之对日战争，但不明眞相的作家竟谓国民政府对共匪之停战，系由西安事变时受张学良所迫胁。”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
董显光所说与俄国合作对抗日本与共党合作对付日本，原文中语焉不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可在距今将近十年以前（民六六、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近代中国”季刊所载陈立夫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以下简称“回忆”）一篇文章中寻出答案。他说：
“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其时外交部长系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其实际交涉工作，由次长唐有壬为之，零碎应付，日见其穷。一日余往谒汪，建议其本乎国父之理想提出远大之计画与日本洽商，至少可使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此乃吾人应有之当前外交政策，并推荐戴季陶先生以任其事，必要时余可助之。汪认为不可能，亦无意一试。余乃与先兄果夫详商，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须请示蒋公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余于廿四年圣诞节前数日奉命去苏联，商谈对苏军事同盟，随行者为张冲同志，以其能说俄语也。……
“余向来未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惑，蒋公授以机宜，知此一使命，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之护照，余名李融清，张冲为江某（其化名不能记忆清楚矣）。圣诞节日乘德国邮船 Posdom 启程，同船有赴德上任之程天放大使及其随员，二等舱中则有曾经听过余在该校讲演之电雷学校毕业学生二十余人，去德进修者。由上海至马赛航程十余日，保密工作，几乎不可能。然终以计画周详而达成，惟一知晓余等在船上者为程天放大使，但亦不便与余等来往。由马赛搭车抵柏林，蛰居待命赴莫斯科，时希特勒当政，特工密布，卽蛰居亦不易，蒋公认为去苏时机未到，命去他国走走，惟随时与程大使以电讯联络，因之余与张冲得光观法国、瑞士、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及意大利等国，行动十分谨慎，以防遇到熟人，致泄漏事机。其间虽有数次惊险，幸未误事。在国内中央各种会议，报端未登载余出席之消息，已启外间疑窦，幸余书有亲笔信十数封，由内子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告以在杭养病，隔数日寄出一封，故尚能应付保密。惟日本方面，首先放出试探之谣言，谓余被派赴苏，苏方对此消息至为害怕，恐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动手，蒋公乃不得不改变计画，令余返国与苏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余遂与张冲同志分途返国，以避外人耳目。余经奥国之维也纳、南斯拉夫而达希腊，渡海至海法（现以色列都城），再从‘甘如’搭荷兰 KLM 班机抵新加坡，再搭货轮去上海，不料该轮到达香港后，奉命先经日本装煤，抵埠幸未被日本海关上船之检查人员发现，否则余之使命。将被日本人暴露，解释不易矣。此一机密之冒险使命，将来有暇，可写成一短篇小说也。
“余出国已将三月，装病亦不宜太久，及时返国，亦所必需。返国后两事必须同时积极进行，以争取时间，一为与苏联鲍格莫洛夫大使进行交涉，二为与周恩来进行商谈。前者之目的在订两国军事同盟以应付日本之侵略，惟鲍大使于请示后，认为军事同盟仅对吾国有利，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惟一旦疯狂之日阀侵华事发，苏联亦必牵入战争，若德国乘机东侵，苏联仍将东西作战，且使苏联被侵之机会增加，殊为不安，故不愿考虑。余认为其理由亦尚充分，遂退一步要求订一互不侵犯条约，卽日本如侵华，苏联不得乘机直接或间接（指援共）侵华；日本如侵苏，我国亦不得联日以侵苏，如此则双方有利，此一原则，鲍大使于得到指示后，同意进行。惟乃绝对保密，经多次磋商，互不侵犯条约之文字，渐渐就绪。
“一切商量妥当后，廿六年八月廿一日由当时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鲍大使签字，惟余未经参加，这一条约在抗战爆发后两个多月（九月廿二日），才公开宣布。”
以上所说，乃是国民政府与苏俄秘密洽交的一面。下面再谈国、共之间秘密接触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