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统战目标和做法，指向三个方面：
其一，发动组织全国性的“人民阵线”，成立各种不同的救国会，作为它的外围，到处叫嚣“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作相关的种种活动，给政府增加了许多的困扰。
其二，对所谓非中共嫡系的杂牌军队，渗透拉拢积极争取，剥弱政府剿共的军事行动，减轻中共所受的压力。其主要对象，是张学良及其所属的东北军。
关于前者，兹不具述。关于后者，容后再说。现在就谈其三，乃是中共统战活动最重要的一点──向政府秘密接触，输诚求和。
我们先看蒋先生在其所着“苏俄在中国”那本书上的一些记载：
“中日战争旣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卽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它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愿卽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它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眞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卽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 遵奉三民主义。
二、 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 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 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再看陈立夫“回忆”文中的有关说法：
“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茍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同志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
“苏联的态度旣已明显，对中共的交涉，自然不难，我们首先决定把周恩来请到上海，惟中共派员与余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代表参加，这是潘汉年。他们两人必须先得到余之安全保证，始肯来上海，我方则由张冲任联络员。”
于是经过一番安排，陈果夫、立夫昆仲，终于收到周恩来写给他们一封表态的信：
“果夫 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陜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卽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澈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竚待回教。专此并颂
时祉
周恩来 九月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