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其它有关的资料对比印证。
陈立夫“回忆”文中说：“余于二十四年圣诞节前数日奉命去苏联。……余出国已将三月，及时返国，亦所必需。……返国后两事必须同时积极进行。……二为周恩来进行商谈。……周逃赴香港，……遂托曾养甫同志设法，……觅取接头线索。”就此说以时度之，陈立夫由欧回国，当在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他托曾养甫设法，也当在他回国以后。周函所云：“现曾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陈文又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另参照蒋着“苏俄在中国”书中所说：“二十五年五月……随卽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中所说“一登莫干。“陈立夫、萧铮、杜桐荪等关于“周恩来致陈果夫、立夫先生函之年份问题”一文中，杜致萧函谓：“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的热天，张怀南兄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
我们把上述这些情节对照来看，周恩来于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一个盛暑的热天，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必是他与陈立夫在南京谈判以后。他致陈氏昆仲的信，又必是在他到南京与陈氏谈判之前。如此综合研判，则周恩来发信的时间，旣不是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的九月一日，也不是二十五（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比较合理的推断，应该是二十五（一九三六）年的六月或七月。
有人或问蒋着“苏俄在中国”中，不是说过：“二十四年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见面……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这话又怎么解释？依我看，这一说法，与我前面所引各种资料的记载大有出入。其所谓“二十四年秋季……”与同书所说“二十五年五月……”显不相符，恐怕是代蒋执笔者有所疏失。至于周恩来原函写为九月一日，是不是出于忙中有错，也很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谓第一手资料，有时也难免有意或无意的曲笔。姑举一例，如陈的“回忆”文中说：“西安事变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显然不是事实。因为根据多种有关的记载，确知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是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十六日，才由张学良派遣专机接到西安的。又“中苏互不侵犯协议”，是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不是“回忆”中所说的九月二十二日。
有关中共向政府输诚的事，除了上面所述以外，它们还曾透过另外的管道，作过三次表达，姑并录出以供参考。
香港春秋出版社刊行右军所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一书中，著者根据彭昭贤（时任陜西省民政厅长，以后曾任内政部部长）口述如下：
共产党第一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贾振（理鸣）先生说出来的，（按贾振是湖南桃源人，国民党的元老，早年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党各届中央执行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贾氏说：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派一位同乡来托我把他们接受政府改编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据来人转述毛泽东的希望，只要政府能给他一个监察院院长的名义，和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保证对日作战。……”
“贾氏把毛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之后，蒋先生一言不发，随再追问，亦无答复。……只好很失望的覆了毛泽东一封信说：‘承托之件，力不从心，愧难报命，诸乞鉴原。’”
共产第二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在四川松潘国共两军对峙的时候。那时徐向前（按徐是黄埔一期毕业，与胡宗南是同期同学）派人给胡宗南送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改编意向。……胡宗南……马上派专机送给了蒋先生。而所得到的答复是一连串的进攻命令，对于徐向前那封信只字未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