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结束后，蒋先生与在陕蒙难人员，合照留念，晏道刚也腼颜跑去参加，并被斥退。蒋先生并下手令：“晏道刚无能，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晏道刚因无特殊背景，从此即一蹶不振。曾扩情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等于现在政治作战部主任），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政府播迁来台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同为负责斯项工作的要角之一。贺久在中枢，主持全局。曾则在外边担任较大范围的单位主管，那里重要到哪里，红的发紫。想不到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却站在张学良的一边，对全国作广播。故为蒋先生所痛恶，乃有此手令处分。不久，全面抗战发生，胡宗南把他保举出来，在西安战干第四团主持政训工作。不久调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在兰州红透半边天。以后历任相关要职。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冬成都沦陷，他以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或书记长）身份，变节投共。蒋先生说他“无耻”，的是定评。

　　战干第四团的全名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乃是抗战发生以后，军事委员会所设收容训练战地及沦陷区流亡青年的机构之一。全国共设四个团，皆由蒋委员长兼任团长，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副团长，另设团副数人，均由当地军事长官兼任。江南地区有三个团，江北地区则只有一个团。

　　第四团的团副为蒋鼎文、卫立煌等，实际业务由教育长胡宗南负责主持。胡那时的本职是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同时他还兼任陆军官校第七分校的教育长。第七分校和战干第四团，兼负有与陕北中共争青年的使命，规模都较其它的分校和团为大，办的有声有色。战干第四团还有个特殊人物，那就是以后成为大汉奸的郝鹏举。他曾是冯玉祥的侍从参谋，中原大战后先后在冯的旧部梁冠英、孙连仲两部任职。冯曾传话给梁、孙两人，郝鹏举怀才不羁，野性难驯，非他们所能驾驭任使，嘱多注意。郝于冷落闲散之后，转弯抹角的投归胡宗南，被派任职干第四团的总队长，他在那里表现的颇为出色，很得学生们的好感。不久，他却挟带了一位如花似玉的浙江籍周姓女生，潜赴沦陷区，投靠汪伪政权，受到汪兆铭的赏识，很快就窜升起来。抗战末期，出任伪淮海省主席兼绥靖主任，驻在徐州，傲视南北。胜利后投归政府，会想作一番赎罪表现，不意在沂蒙、山区被共军陈毅所部的伏兵狙杀，足见甘为敌伪鹰犬者终难得好下场。

　　其次是东北军陕北剿共的创伤。

　　东北军进入西北之初，在陕西、甘肃各地，对于剿共任务的执行，均很积极。张学良于全盘部署完成后，即对陕（西）北共军，开始进击。那时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止，东起自黄河西岸，西达甘肃的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的广大地区，集中的剿共军队不下数十万之多，摆开了强大的包围态势，而以东北军担任进攻的正面。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九月及十一月，东北军第一一○师，于甘泉县的劳山之役，第一○九师于鄜县的紫罗镇之役，先后被共军包围歼灭。第一○九师师长何立中，第一一○师师长牛元峰，参谋长裴焕彩和所属四个团长，一齐自戕殉职。另外一个团长突围逃出，一个团长高福源及大部官兵，均被共军俘去。这两个师的落败，固然是它们不善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且因初入陕北，地形不熟，误中共军设下的陷阱。但它们不是完全败于共军的炮火攻击，主要是受了共军所喊唱的口号和歌曲所发挥出来的心战影响。原来共军把那两个师包围以后，经过试探性的轻微进攻，即停止了使用武器。而改用摆在四面八方的扩大器，高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帮你们打回老家去”两句口号，并高唱那时唱遍全国的流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高梁，那里有……”。不断的喊，反复的唱。那些背乡离井，颠沛流离的东北健儿，闻声悲泣，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无心恋战，便都放下了武器，全军乃告覆没。这一桩悲壮凄楚的故事，一经传播，加给其它友军的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此一西北剿共战争的重大挫折及壮烈牺牲在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剿匪战史中，竟无一字提及，诚令人百思不解。

　　这一败仗对于张学良则更有一番沉重的刺激和打击。他对于爱将之死和部曲之亡，固然大为痛心，但使他更痛心的则是善后处理的不得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