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基本原因，乃是张学良基于国仇家限，厌恶内战，情殷抗日，对于政府剿共安内的政策，发生怀疑。
由于他对中共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误把剿共战争视同以前迭次发生的内战一样。他觉得敌骑深入，外侮日急，应该本诸“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义理，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所以就自作聪明的径自进行，一方面向中共接触试探，一方面向中枢相机陈述，冀图实现其意愿。
所谓连锁反应，乃是张学良自和中枢接近以后，发觉诸多不尽如意之处，因而滋生不满。尤其在他率领东北军子弟兵进入西北地区，接连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遭遇，引发了他们对中央的误会。便想改弦易辙，以实际行动自救救国。
于此我想根据一些有关的资料记载，一幕一幕的予以引述。
首先看看张学良的个性及其对于内战的看法。他在“西安事变纤悔录七（以下简称纤悔录）中说：
“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纤悔。”
因为他个性如此，且又厌恶内战，所以于民国十九（一九三○）年中原大战，挥师入（山海）关靖乱时，就曾对新闻界发表公开谈话，把他对内战的基本看法和对中央政府的基本态度，作了一番表白。他说：
“政治不好尽可设法促成改良，本不宜相见以兵。而于阎、冯两公之治民治兵；亦有相当敬佩。故衷心极愿蒋、阎、冯三公各退一步，共议大计。吾侪谁又非曾对垒作战者，事过境迁，恩仇俱了，但能顾全大局何必争一时之气愤。本此见解乃有三月东电之发表，不幸未蒙见听，战祸竟开。假令战争果能澈底，则吾人亦甚愿姑且听其自然。乃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败似均无大希望，长此相持，如何得了。凡事贵能知机，吾奉军上年鉴于形势不利，不惜撤兵出关，仍冒险留鲍旅在平，维持秩序，其维护北方和平之苦心孤诣，国人至今犹能谅察。现在民困已达极点，北方犹不宜再受兵祸，故余已不能不被迫出于干涉，惟余之意干涉非用武力耳。”
跟着他在答复记者询问时说：
“余之表示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余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余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
这是张学良基于他的个性，对于已往内战和敌友分合的一般看法。至于中共，因为他认识不清，仍然觉得与以前的内战一样，他在“忏悔录”中曾说：
“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 ，所以不发生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
张学良这种在敌友之间“不审远近厚薄”的看法，大概曾对蒋先生有所陈述，所以蒋先生在所着“苏俄在中国”那本书上，曾有如下的一段纪述：
“他（按指张学良）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与虎谋皮 获得协议
此时的张学良，可说是因在上下内外的多重苦境之中。他基于对日抗战的殷切愿望，剿共战争的不易收功，就对中央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发生怀疑，乃兴起联络共产党共同抗日的意念。其实中央当局，此时正在派人与中共秘密接触，但为张学良所不知，故想自行与中共接洽，俟有结果，再向中央陈诉。此中来龙去脉，他在“忏悔录”中曾有如下的叙述：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份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出于他人，但实在有动于我心，该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连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按即苗剑秋）、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按高崇民当时并未离境，仍在西安潜伏）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准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按周福成为东北军一二九师师长，时驻延安）妥为款待。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销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
“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通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晤谈的时间，“忏悔录”中未曾指明，依情势推断，可能是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六月或七月。他虽然“甚感得意”，但是阴差阳错，始终没有得到向将先生报告的机会。他在“忏侮录”中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