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匪任务。（按指豫鄂皖三省剿匪，时为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四月。）……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按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三月，三省剿总改组为武昌行营，张任行营主任。）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有欲出洋之意。尔后一再寻思，陕匪刘子丹股不过数千，而陕政当局本系旧好，又曾托人对良有过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计在短期间，可将刘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其实张学良此时更感失望的，乃是日寇在华北步步进逼，中央政府因为内忧未靖，不得不暂谋妥协以争取抗战的准备时间。所以于何梅协议的消息传开之后，（按何应钦上将数年前公开为文，否认其时有所谓“何梅协议”，但当时南北腾传。我们在华北各省、市的党、政、军机构及部队，也都大量南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免职南调，察哈尔主席宋哲元也被迫去职。时为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六月。）张学良便对中央的委屈妥协，有所批评，他曾对新闻记者及朋友公开说：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正因他有了这种不满和牢骚，看起事来就更加不顺眼。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学良赴京出席，耳闻目睹，益多感触，他在“忏悔录”中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沉钧儒、王造时（按沈、王均为“救国会”的领导份子，中共的同路人。）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按十二月一日五全大会开幕后，全体出列席人员都到大会堂门前照相。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当场被刺，身中三枪，凶手为孙凤鸣。当时张学良和张继，一人从身后把凶手抱住，一人用脚踢掉凶手所持的手枪。此案内幕当时传说纷纭，详情未见公布，孙凤鸣究竟说了些什么，也为人所未尽知）。（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 ，不热衷抗日，而其内心反有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因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是对内。”
以上所说大都是张学良的外感，光外感还不至促使他走入歧途。更糟的乃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内伤，外感加上内伤，张学良把持不定，便一步一步的走入歧途了。
内伤之一是西北剿总参谋长更迭引起的不快。
张学良在武昌行营时，参谋长是钱大钧。钱是黄埔建军的元勋，当何应钦、王柏龄分任党军教导第一、第二团团长时。钱是第二国的中校团副（副团长）。后来开府封疆，烜赫一时的刘峙和顾祝同，那时都在这两国当营长。钱氏为人豁达圆通，持大体而无门户畛城之见。他在武昌行营担任参谋长，以元老资格辅弼雄姿英发的张少帅，与张氏及其僚属将领，处的都很融洽，合作无间。对外肆应各方复杂微妙的环境，也能十分得体。因此周旋内外，无形中化解了许多问题，深得张氏及其有关人员的好感。二十四（一九二五）年十月，西北剿总成立时，内定仍以钱大钧为参谋长。是年十一月，张、钱两氏同行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同寓首都饭店。会后张赴西安，钱未同行。张的左右问钱：“参谋长何时离京？”钱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已经被撤差了。……他们都说我投降副司令了。”言下不胜感慨。张学良和其有关的人，当然同感失望。继钱大钧为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鉴于钱大钧前车之失，便以与钱不同的姿态出现。遇事吹毛求疵，专挑东北军的毛病，且及于张学良本人，竟在主持纪念周时，对张公开批评。张在表面上虽然尽量容忍，但其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想而知。他的左右及所属将领，则更愤愤不平。钱大钧来台后，寓居台北浦城街，笔者于多年前在其寓所闲谈中，不经意的说出：“慕公（钱的别号慕尹），您当年如果赴西安，仍与张少帅共事，我想当不至发生西安事变，我们也不曾播迁来台，有机会在这里聊天了。”钱氏答说：“有好多人持此说法。”言罢出之以苦笑。一个人的进退言行，有时竟关系大局的安危成败。回思钱、晏两人的不同作为，所发生的不同结果，以及进谗言，听小话，招致恶果的往事，不禁掷笔三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