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往例，凡因作战损失的部队，中央大多准予补充恢复，但也要看部队的历史背景而有不同。此一战役结束后，张学良部呈请中央，拨发武器装备，重新编成该两师。这是东北军人（山海）关以来，第一次向中央提出申请。以前都是用它们自己库存的，现在库存不足，才请中央拨补。并请对两位殉职师长的眷属，发给特恤金法币十万元。可是上面都给批驳了，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撤销，毋庸补充。而正常的军费和抚恤金，拨发的又复稽迟。官兵们固然感觉困难，散住于甘肃平凉、固原一带的无依军眷，且有操丑业勉维生活者。有一次张学良曾向蒋先生提出此一问题 ，蒋先生表示应向主管机关接洽，不必为此烦心。这种情形，看在东北军官兵的眼裹，听在他们的耳中，摆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心中的感受如何？我想任何人都会揣想得出。当剿总军需处长闵湘帆把批驳特恤金的电文拿给张学良看时，张拿着那封电文对他的左右摇幌着说：“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想当年他统治东北，席丰履厚，予取予求。中原大战时挥军西进，支持中央，讨平战乱，开府北平，何等显赫。曾几何时，而有此种不如意的事接连而至”其苦闷之深可想而知。他在忏悔录中曾说：“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当是时也，中共及其同路人大力掀起的一些谬论和歪风，诸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安内的最终目的完全是为了消灭杂牌，东北军势力庞大，是被消灭的第一目标。”……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对准东北军狂吹猛刮。张学良的左右亲信高崇民、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及一干少壮军人的偏激之徒，渐渐受毒而不自知。对于剿共战争发生怀疑，作战便不肯认真卖力，且对张学良伺机怂恿。有一次，人称疯子的秘书苗剑秋，曾对张说：“在日本军阀侵略我国日益加剧的今天，蒋先生还坚持安内攘外的政策，我实在不敢苟同。陕北的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不断侵略，才是百年大患。我想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这时的张学良，效忠蒋先生，心无杂念。对苗剑秋的这一说法大不为然，就对他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听张骂他混蛋，就发疯似的把桌子一拍，大声说道：“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骂我混蛋？”张听了不但没有冒火，反而心平气和的笑着对苗说：“你说的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混蛋。”可是过了不久，受到被共军俘去放回的团长高福源报告的影响，张学良的态度便逐渐转变了。

　　原来中共对于俘去的东北军官兵，下了很大的洗脑功夫。对那个团长高福源尤为优待，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等，都跟高见过面，谈过话，表示的很热络。却从不提共产党的教条八股，净检他们想听爱听的话来打动。除了尽量灌输前面所说“团结……对外…… ”的一类话头之外，还拿出许多捏造的文件，来证明中央所采取的安内政策，是要东北军和共军“对消”，东北军是被牺牲的主要目标。并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政府改编，和东北军并肩作战，以抵抗日军的侵略。等到共军认为对这些俘虏，业已洗脑成功，可以派上用场、发挥作用了，就都给释放回来，替共军在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高福源出身东北讲武堂，与张学良有师生之谊。他是王以哲的部下，与王有深厚关系。他被释放之后，先到延安见王以哲，把他在共区的所见所闻，向王详细报告。王又转报给张学良，张曾几度召见高福源，对高所说听的颇为动容。东北军的官兵受了这些归俘的传说感染，军心便有点动摇。“我等东北人离乡背井，随副司令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是有日同归故土。”“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志在抗日，副司令对东北军不知爱惜，反强迫我们走上死路一条。”最刻毒的一句话，则是“你把人家当老子，人家不把你当儿子。”种种调言，便在军中腾传起来，当然也会传到张学良的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