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派刘淮勇（曾任东北军炮兵团长）去向山西买炮，这么久搞不通，你去同我搞搞。还有我们回东北的事，你告诉阎先生，希望将来在蒋先生面前要支持我们。’
“我说：‘这个阎先生会支持，他们的大同吃紧，有人帮忙，他一定同意。’
“他说：‘还有我们假道山西，由陕西入山西，乘同蒲路车过太原到前线去，也请他答应。’他想了想，又说：‘我要亲赴太原见他，请他不要宣布，不要接我，保守秘密。’
我想如果能使蒋先生同意抗日也很好，便答应他的请托。我说：‘我可替你帮忙，我去了太原又到西安来，再回北平恐怕日本人消息灵通知道了，不如带一个人回去，我把交涉结果写在纸上，让他带回来。’他很同意。
“我离开西安时又见了张一面，便带一个秘书（山西人，二十多岁。）（编者按：李金洲，河北深县人，时年三十二岁。）赴太原。阎锡山虽然曾与我兵戎相见，但那是过去分分合合的事，他与赵戴文、朱绶光都是我士官同学，（按：赵戴文曾往日本东京宏文学院留学，非士官学校，戢记有误。可能那时阎、朱、战等同在士官，故与赵熟识。）同时我曾去山西收编过晋军（按指十九【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后张派戢赴山西，收编晋军。）和他们处得不错，所以张汉卿派我去山西最合适。我到了太原，……头一天就去见赵戴文、朱绶光，连夜由他们陪同我去见阎先生，晚上十二点见到了，他很爽快都答应了。炮是因为零件缺乏，所以迟迟不能送去，很快就可配好。在蒋先生面前支持汉卿没问题，有什么要他说他都有说。要借道也没问题，准备把道路修好。汉卿要秘密来太原很欢迎，只派副官去接，绝不透露出来。我的任务顺利完成，把交涉结果写了信交给那秘书带回西安，十月二十日便经由石家庄回北平。
“我到了北平对若干知友（东北老军官）讲张汉卿要打回东北，可能月底到南京祝寿向蒋先生请求。后来听说十月二十二日张去过太原，他有私人飞机，自己会驾驶，去太原再回西安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张、阎怎么讲，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再接写李金洲的另一段话：
“当二十五年委座在洛阳祝寿（按：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为蒋先生五秩华诞，全国盛大庆祝。）之前一日，阎百川主任偕随员多人乘包机飞抵西安，答拜张副司令太原之行也。……阎氏到达西安，……曾与张、杨作竟日之谈，当夜即联袂乘陇海路局特备之专车去洛阳。在祝寿典礼完成后，张、阎两氏实行诺言、联合晋谒委座长谈，讨论继续剿匪，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委座一再说明攘外必先安内之必要，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澈底消灭，永绝后患，态度正确而坚决。张氏对剿匪意志，业已动摇。而阎氏因晋绥西北部与共匪接壤，已被共匪渗入，不堪其扰。因此张、阎二氏亦反复申述其主张。最后激怒委座，厉色质问张、阎两氏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两人一闻此言，知无可再说，只有表示当然服从委员长命令而退。建议未被采纳，张、阎二人颇感沮丧，晚饭后摒去随从在军校操场散步，曾作长谈，内容无从得知。及至事变（按即西安事变）后张副司令命作者以代表身份飞太原时，临上机前，告作者说：他（指阎氏）在洛阳和我晚间散步时，曾对我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的做罢。’现在我已做了，看他怎么办？……”
蒋先生于祝寿之夕跟张学良、阎锡山晤谈以后，大概对他们违背国策，哓哓不休的说法，虽经面斥，意犹未尽。所以于第二天阅兵后训话中，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殷汝耕还不如，（按：殷汝耕是受日本人扶植，在河北通县，组织伪冀东自治政府，宣布自治。是（山海）关内地区第一个建立的汉奸政权。）词色极为严厉。张学长在场聆训，受此棒喝，其感受自然“沮丧、绝望”了。
写到这里，我想回头再说蒋先生在此稍前到西安时，跟张学良晤谈的一幕，以与洛阳斥责的情况参照。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秋间，盘据（四）川、（西）康边区的共军张国焘、徐向前诸股，北窜入甘（肃）。毛泽东、彭德怀等部共军，也由峡（西）北窜甘（肃），与之配合行动。西北情势，顿形紧张。张学良率领高级幕僚人员，坐镇兰州，躬亲指挥。旋如蒋先生将来西安，他便逾返西安迎候。十月二十二日下午，蒋先生由南京飞抵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党、政、军首长多人，群集西郊机场恭迎。时任陕西省党部委员、现住台北郊区的国大代表某先生告诉笔者：他当时站在恭迎的行列，目睹蒋先生步下飞机，面色凝重，开口先问“邵先生呢？”邵力子立即应声趋前，蒋先生与其交谈数语，即行驱车入城，穿街而过，径赴华清池行辕。对于伫立机旁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未加理会。张、杨二人立即登车尾随而去。当时大家看见此一现象，颇觉诧异。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描述。
奉派负责布置华清池行辕，住在其中料理诸事的励志社干事张玉荪，在所着“华清池之旅”（原载“传记文学”二十九卷第六期）一文中说：
“……恭迎委座上车，直奔华清池。……张、杨也到了，先在钱主任（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处闲谈，准备晋谒。杨先被召见了，作礼貌上的寒暄，不久便离去了。然后，召见张副司令。那时天色已近傍晚。这次谈话，可能就初步展开了西安事变的端倪。
“莅临西安的当天，在傍晚的天色中，委座接见张副司令。那时，委座已移座到卧室前，铺有石板的庭院中，坐的一张藤椅，可以仰望华清池后面历史上驰名的骊山。经过一阵寒暄，张即开始报告，语细不可闻，历时甚久。然后委座发言，似乎是询问，但声音很小，连近侍都听不见说些什么。然后，反复言谈，言语声音逐渐提高，四周疏疏落落站着的侍从和便衣卫士，本来都没有加以注意。那知，后来似乎张副司令有所争辩后，委员长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到这时候，侍从人员才开始紧张起来，言词也隐约的可辨了。只听见委员长的声音，愈来愈高昂，甚至可说是响遏云霄。连我们站在远处四周的人，都觉得有些战栗。我清晰的听到，最后的几句话，那是训示：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要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要叫你往西，你就得往西。我要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你是军人就应当服从。在前线，你叫士兵冲锋，他就得冲锋！你能容许他问为什么吗？你是军人，不准你问为什么，这是命令！’
“这是第一次训话的尾声，谈话便告结束。当张退出来时，我追上他，陪他到钱主任处去休息。张见到钱主任时，他竟急不暇待的，有些像低吼似的说：‘这批小鬼（意指特务人员），不知在委员长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你看，今天，委员长简直把我骂的狗血喷头！话没有讲完，就骂开了！叫我以后怎样再去和委员长见面！’当时主任竭力劝慰他，请他不要生气，事情总会慢慢的弄清楚的，不要焦急。坐定之后，主任还说：‘委员长向来的脾气，越是对一个人责骂，越是对这个人抱有无穷的希望，并予重用。要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委员长又何必费这许多力气去责备他呢？千万不要去介意。你是委座最器重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爱之深而责之切了。一切慢慢来，好在委员长在西安，还要耽下来有若干时日里！这次时间比较要长些，一定有你解释的机会！’又说：‘我们刚刚到达华清池，委员长可能也有些累了，火气不免大一些，反正有的是时间，急什么！’经过一番安慰和劝解，空气便缓和下来了。张走时，我还送他到车边，替他开车门，张还向我摆手说‘再见’，可见得情绪已经安定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