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入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可是蒋先生解消东北军隐患的希望落空了。
九月二十一日，他接到陈诚于二十日从武昌发来的两封电报，报告张学良托冯庸（按冯庸是东北宿将冯德麟的儿子，曾在东北创办冯庸大学。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把东北地方军编成陆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由张作霖、冯德麟分任师长。以后冯没落，张腾达。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张学良在武昌时，把冯庸介绍给陈诚，陈对冯庸一直赏识重用。大陆撤退后，陈曾任冯庸为高雄港口司令。）向其转达不愿剿匪，只愿抗日的内情。原电有二，照录如下：
（一）
“卽到。黄埔委员长蒋。钵密。汉卿特电冯庸赴西安，顷冯回汉报告汉卿嘱其代达于职者如下：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陜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士兵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钜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等语。又据冯庸称：汉卿现已将抗日有成绩及有血气（之人），一集来陜，实行抗日，预定出绥远。查其此举，一因部下对于剿匪苦而无功所激动，二因环境之责备而不能忍，三因中央除钧座外，均不见谅，四尤其此次西安事件为激成此举之主因，并闻华北诸将领均有联络。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刦不复也。又今日汉口日租界发生日警枪杀有移尸图赖案，知注并闻，详情待查明续报。职陈诚皓亥汉印。”
（二）
“特急。黄埔委员长蒋。顷密致代总司令张一电如下：桂事粗了，职于寒日离粤北行，铣日抵鄂，闻钧座有暂置剿匪先事抗日之意。职愚，请为钧座陈之：（一）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此义决无申辩，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则亦毫无疑义。（二）吾人一切举行（动？）皆对国家民族有代价，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不然则应留实力以待机。（三）以现在环境言，无论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各方面，确异常恶劣，非有坚苦卓绝之精神，忍辱负重之决心，决不能冲破此种环境，达到吾人抗日复兴之最后目的。（四）剿匪与抗日分先后，实事势之不得不然，设匪确能领导抗日，则暂置不问亦可，所谓成功何必在我。但今日中国之匪，实际上何异历史上之赤眉铜马与黄巢李自成？其主张之流毒，尤有过之。设吾浸如不深长计虑，致有疏失，陷中央于被动（地）位，国家民族前途，实不堪设想。（五）以钧座之地位责任，可于国防会议时尽量发挥抗日之办法，或径向委座申述、以便整齐步骤，一致奉行。职虽愚鲁，亦决负弩前驱，当仁不让也。总之，为负重何妨忍辱，要求全自须委屈，古人所谓必有所忍，乃有所成。敬祈恕其愚妄而裁夺之为祷。职陈诚叩，号辰鄂。谨闻，职辰诚叩。号陈鄂印。”
蒋先生接到右列两电后，深觉其“词意离奇”，立卽电复陈诚，令其详查眞伪。并电陜西省主席邵力子就近查报。同时径电张学良询以“词意何居？为何托冯庸转达？”
张学良、邵力子、陈诚等接到蒋先生的电报后，立卽分别奉复。张学良在复电中率直提请蒋先生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有关各电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