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卽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卽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卽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卽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卽出去，卽应遵命立卽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鬪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旣夙，应求无媿，而总理之大无畏情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象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鬪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时时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媿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向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是日下午五时，张学良曾召集他总部的全体人员讲话，他首先表示，一个多月来，因为不愿剿匪，而又不能枪口对外，内心非常难过。跟着他说与蒋在政治主张上意见冲突，他认为他旣不能辞职他去，又不能苦谏成功，只好最后采取这一兵谏方法。继而他讲到上海逮捕七位爱国领袖人物的不当，和一二九西安学生请愿运动，遭受警察开枪的情形。他又说，有一件事促成他采取兵谏行动，就是蒋认为他的部下有问题，要他惩处，他不肯，他认为牺牲他自己可以，不能陷害无辜的部下。最后他说明蒋现在极为安全，又说他与杨虎城等人对蒋绝无私仇私怨，不是反对他个人，只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兵谏要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他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甚至如蒋认为他们是叛逆而处置他们，他们也绝对坦然接受。

　　十二月十六日，张学良也在西安革命公园的民众大会上，发表大致与上述相同论调的演讲。他在“忏悔录”中曾说：“当事变之后，良曾招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人员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演讲，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曾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

　　于此，我想说几句闲话，让读者予以推敲。

　　我有一位现任中央民意代表，住在台北的好朋友。他当时参加过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游行请愿的行列，也听过十六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革命公园羣众大会上的讲演。九日那天，他们一行万余人，到西北剿匪总部、陕西省政府、西安绥署等机关请愿。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深怕此事闹大，确曾千方百计的劝阻学生，想不到西安公安局的警察，开枪打伤了一名学生。游行群众被激怒了，乃有人提议要亲向蒋委员长请愿，队伍乃冲出西安中山门向临潼进发，走到灞桥附近。张学良从后面赶来，他身穿长袍，面色戚然，站在一个土堆上，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以代表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这时，有一个学生冲到张学良面前，激昂的说：“张副司令，东北沦亡五年啦，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不怕流血，愿为救国而死！”说罢放声大哭，接着一万多人亦多放声痛哭起来，张学良也禁不住流下眼泪。他终于激动的对学生羣众说：“同胞们，我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要求，我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学生们大为感动，使掉头转回西安。我想如果那时张学良不来劝阻，或者劝阻无效，那么多的热血冲动的青年，一定会冲到华清池蒋先生的行辕。其时没有现在所用的消防车水龙头和瓦斯之类的东西。警卫人员为了维护蒋先生的安全，除了开枪阻止，别无其它有效的办法。那未在行辕附近如果发生或多或少的流血事件，遭殃的是学生，试问对蒋先生的崇高峯望，将发生何等不良影响？所以我觉得张学良那番两面话说的对不对，总算遏阻了一场灾难。还有一点，张学良在事变前后，始终一贯的说是拥蒋抗日。蒋先生在“半月记”中，也一再说张氏对他“执礼甚恭”。可是十二日那天的日记，却说：“．．．张气少馁，谓：‘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卽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似此说法，不仅语气不同，而且前后矛盾，两人说的话为何有此出入，令人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