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日上午十时，张汉卿来招待所分别看望被拘留人员，我和他谈了一些话，中央日报和建设杂志已略有发表，查当天日记，还有一两点，应补述于此。张除了责怪委员长不多咨询、不接纳部属意见外，且常受斥责。并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卽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还说委员长对他未能加以信任，反让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不是张学良联俄联共，便是张学良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工作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那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说，此亦误会，我们都知道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卽是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不是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后，我们在没有看到报纸号外传单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表示他对我所说，是不相信的。张接着表示，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尽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现在只有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亦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会向国人引咎认错。临行他又对着我和汪荻浪（按卽汪日章）说，委员长脾气还是那么大，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说是：‘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实则那里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总指挥辞修谈及见张事，间其意见。陈意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须蛮干到底。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尤其何部长敬公，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云，今后如能恢复秩序，我们本身，诚应切实加以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之言语行动，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有所注意、改进。”
十二月十四日，是西安事变的眞相，由第三老对外透露的一天，也是张学良开始悔悟，事变可望和平解决开端的一天。我们先看蒋先生“半月记”中记载：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庶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旣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卽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卽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间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陜探视余之生死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处城对陜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祇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它。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卽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卽收树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