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卽：（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卽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卽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卽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刼持，而意志万鸡刼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卽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刼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卽为余之敿人，亦卽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后侮，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决亦不是革命者之眞正目的。’．．．．．．．．．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端纳在西安见过蒋先生和张学良，蒋移居于张学良寓所比暽而后，对西安事变的眞相，已有初步暸解，曾与南京孔祥熙通电话，告诉他蒋先生生活甚安，其余诸人亦无恙。同时拍电到南京，对事变的解决作乐观之预测。原电说：“余今日会晤张学良时，张与其左右，均向余保证决无伤害蒋委员长之意。张氏复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苟无意外困难发生，或倔强态度影响大局，则可于数日内获一解决。”
同时，张学良电复蒋夫人，先说：“介公在此极为安全，精神饮食如常。”继对事变之发生，作如下的解释：
“介公处境艰苦，良所素知。但国家民族已至存亡最后关头，中央非变更对外妥协政策，不足以救危亡。精诚团结，固为必要，但必须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团结。沉着准备，固为胜算，但强敌无餍，危机一发，何容再谈准备。数年来良之拥护介公，竭诚尽智，为夫人所深知，金石可渝，此心不二，祇以爱国家爱介公发以至诚，屡经以立起抗日泣涕陈词，文证具在，绝非虚语。乃介公之主张坚执不移，万不得已，始有文日之举，区区之心，为公而非为私，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端纳卽行遄返，不尽之意由渠面为详陈，统祈鉴察为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