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蒋先生的“半月记”记载如下：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向囚絷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侯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种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卽作一函致余妻如下：（原文见前，兹从略。）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陜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陜’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陜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向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
此后两天，情况又有了变化。
南京方面，鉴于事变已发生数日。各方均恳劝张、杨悬崖勒马，护送蒋先生返（南）京，张、杨对此却无具体的表示与行动。而各方要求政府明令讨伐者，函电交驰，愤激焦躁，有不可遏止之势。尤以由陈布雷执笔、胡宗南领衔的黄埔系青年将领，表示的最为激切。政府为谋有效的解决，遂决定加强军事行动。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对“处置张学良叛变”一案。作成两项决议：
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
二、由国民政府卽下讨伐令。
国府依据上项决议，当日卽发布讨逆明令，并特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讨逆令原文如下：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侮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嵎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
同时于讨逆总司令之下，设立东路及西路两个集团军，以刘峙、顾祝同分任总司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即于十七日通电就职。
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也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宣慰西北军民。中央此一措施，看起来含有政治安抚意味，盖借重当年于氏领导陕西靖国军时，杨虎城一直对他拥护到底，多年来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现在由于出面，可能对杨虎城抚辑策反，或对他和张学良产生分化作用。于氏受推之后，卽于当日致电张、杨予以规劝：
“今日之事，不但公等处危城中，使全国亦处危险中矣，望三思之。中央命我入陜，因思东北及西北之将领与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而西北角有生机之人民，此时之情，当更可悯。我必尽所有之心力，以求免于战祸。然此事只在公等恻然转念之间。天下极危难之关头，亦卽极平易之途径，望三思之。蒋委员长及各将领同人之安全自由，卽东北西北将领子弟与人民之安全自由，亦卽我国家民族之安全自由也。此卽鉴于公等之大智大勇矣。”
于氏此电发出后，立乘专车出发，行抵洛阳，接到张、杨联电挡驾，他仍继续西行，到达潼关，再前已入战地，乃告止步，一直停留到蒋先生于二十五日离陕为止，可说是虚此一行。
军事方面，政府的讨伐令颁布后，中央军即向西推进。张学良也于数日以前，派兵进驻渭南。两军对峙于西安以东的华县、渭南之间，中央的飞机也轰炸渭南。在此以前，空军大编队飞机，几度在西安上空低飞示威，但未投弹。迨本日轰炸渭南，以后又轰炸三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为愤慨，张学良也深致不满。蒋先生“半月记”有云：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羣情激愤，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如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陜，知陜、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