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之决策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绝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按：即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产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是日，蒋先生“半月记”中说：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阅墨子自遣。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按：墨三是顾祝同的别号）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陜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陜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南京和西安，都是一个极度紧张、面临严重抉择的重要时刻。因为这天是蒋先生手令南京停止轰炸及进攻的三天期满之日，中央大军固然集结于潼关、华县一带，张学良由陜、甘前线调回来的部队，也都接近西安附近地区。双方如无进一步的协议或谅解，冲突势必再起。
张学良虽已决定送蒋先生离陜回京，但在所求未遂以前，并无具体行动的表示，且于往来电文中，屡次显示出益加倔强的态度。尤令人悚惧者，张、杨曾一度决定当中央军打举进攻时，将胁持蒋先生西撤，且有准备于出发前，将扣留在西安中央人员一律枪杀之说。
南京方面，接到蒋鼎文带来蒋先生手函及蒋鼎文面谈种切，和张学良十八日给何应钦的电报以后，即于十九日在孔祥熙公馆开会研商。出席得有孙科、居正、何应钦、宋子文、王宠惠、叶楚伧、蒋夫人。当经决定二项：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各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须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此两项决议，即于当日通饬前线将领执行，并由子文当日飞陜告知张、杨。
是日，蒋先生“半月记”说：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臂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
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前日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陜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极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裨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蒋夫人“回忆录”说：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陜；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陜，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陜。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