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迨张学良表示欢迎宋子文到西安，宋氏乃于十七日应召到南京，决定赴西安从事斡旋。但是政府中亦有人认为宋是在中央任有要职，如果前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谈判之嫌。宋氏则力排众议，声称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蒋夫人及孔祥熙，认为不能阻碍他们对叛变者进行劝导的工作，故力赞其成，于是乃有十九日晚间的集议决定。南京中央曾一再公开声明：这纯是宋氏个人行动，所以宋是搭乘自备的专机飞往西安的。
宋子文赴西安的随员中，有一位郭增恺，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地位极其微妙而且重要，但在南京和西安的纪录中，都未提到其人，这里有略加介绍的必要。
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郭曾在其属下工作，应属冯幕的人。以后他又在宋子文主持的经济委员会服过务，跟宋的关系也很好。西安事变的七个月前，郭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做事，又可说是杨幕中人。是年五月，他被西北剿匪总部调查部诱捕，解往南京，押进陆军监狱，其罪名据说是由于擅自推动抗日运动。虽经冯玉祥和宋子文从中说项，终未获释。羁押半年，于十一月十九日始被放出。军事委员会虽曾委以工作，但仍由军统局保护看管。宋子文决定赴西安时，想到郭跟冯玉祥、杨虎城的关系，可能得到其侧面助力，故由戴笠那边要出来与他同行。事实上在此后数日的洽谈中，郭增恺确实出过力起过作用，他事后透露出的内幕消息也不少。
宋子文是十二月二十日飞到西安。蒋先生“半月记”中记其事说：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陜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毕，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况。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判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戚。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宋子文在西安待了两天一夜，他跟蒋先生和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它有关的人多所接触之后，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澄清了他和蒋夫人及南京某些人的疑虑：
第一、蒋先生是绝对安全的。
其次、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要求，确如他们在通电中所主张的，是单纯的一种政见的性质，并没有其它私人的条件。
再次、蒋先生能不能安全脱出西安，张学良纵然不能完全做主，但，有诚意而且有能力救蒋出险的，也只有张学良。
此时蒋先生经过数日的观察，认为张学良除了政治主张之外，别无他图。他也口头答应可以原则上考虑张等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可是张学良等人则希望有政府的保障，至少要有几个有力量的保证人。
当宋子文决定赴陜的前一天（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时机已告成熟。他曾应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的记者佛莱采之请，回了一封电报说：
“蒋介石逗留于此，并非因为我们。在端纳先生星期一到此时，蒋介石怒气少平，不坚决拒绝谈话之后，他已安详的讨论到我们各人当前的问题。及至星期二，在原则上，我们已经商定应该采行关于国策的各项主张，与更改政策，遵守总理遗嘱，使民族在政治上、物质上，得到自由合理的发展。
“我因此电京，欢迎任何人前来，聆听蒋介石的意见，而与他处置必要的安全办法，用以防止内战的的发展。蒋介石仍然热烈要求回京，在我们一方面，我个人完全信任他能履行他的诺言。可是我们不能担保他到了南京以后，不受包围而赓续内战。......他默认这个意见。从那时起，他正如我们一样，毫无办法的希望南京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适当的保证人），而使蒋介石能早日返京。
“这是一切事实的真相。真是奇怪，事情的进行竟会发生如此的耽搁，如果早有人来，他也许前几天已回至南京了。......”
张学良发出的这封电报，是他首次对外国新闻记者的公开表示，他并附带要求佛莱采分发给别的记者。可是南京方面的新闻检查人员，却把这封电报给扣留了。张学良同时把这封电报给在南京的端纳发了一份，上面所引，就是端纳透露出来的。
因此，他请宋子文回南京向中央各方解释，并希望孔祥熙能和蒋夫人一道来陜。
宋子文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于十二月二十一日飞回南京，多方说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便呈急转直下之势。
蒋先生“半月记”二十一日中，对此则有另外的说法：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朦胧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军中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死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切勿来陜！’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陜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曰：‘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