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按：二十一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唯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飞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赴陜。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陜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象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翌晨，......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险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治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挽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为何。??????此时余万念猬集，怅触若狂。俄倾，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画，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唯一目的。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倾间，乃见车辆陆续向机场来矣。“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媿色。余仍以常态与之寒喧。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得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等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祇一箭之遥，禁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它，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第，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邻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愿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若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与吾夫共为国家努力也。’余复告以感觉劫持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畔诵读者有倾，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恳之态度与之商谈，......‘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覆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文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我们再看蒋先生“半月记”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中所云：
“......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它。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非义之言托以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媿，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蒋夫人的“回忆录”中也说：
“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陜，张学良即遭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份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陜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陜，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之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