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按即周恩来）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作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钜大之损害。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唯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之一贯主张。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共产党所到之处，我人民不唯不能得到任何益处，而且只受其害。即共产党本身实亦无丝毫利益可言，盖彼等自身既奔波而成为流寇，乃复浪费国家实力，阻碍国防与建设之发展，究竟所为何事。国难如此，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蒋夫人前面所说她两度接见有力份子（按即周恩来），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她文中对周恩来所说的话，究竟是她所说的还是蒋先生说的？似乎值得推敲。除了这些大道理的话以外，有无与解决事变有关更重要而具体的对语？似乎也值得推敲。蒋先生为什么在此时两度接见周恩来，作冗长的谈话？其原因更直得推敲。

　　原来蒋夫人到西安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三、四、五三天，是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改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这几天，蒋夫人、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人，除了各自奔走疏解之外，还曾一起开过两次正式会议，讨论问题。张、杨最初提出八项主张，以后张学良为了迅速解决问题，曾向蒋先生说把后面四条删掉，只谈前四条，再后又请蒋先生答应一、二条也可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间，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举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二时许，获致初步结论。张学良乃于二十四日晚，偕同周恩来，由蒋夫人引见蒋先生，当面报告请示，因对某些问题尚有歧见，故于二十五上午再度开会，这次会议蒋夫人也参加，获致进一步的结论，乃于散会后再度相偕晋见蒋先生，提出报告。

　　这就是蒋先生两度接见周恩来的经过。

　　有关他们会议结论的内容，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公开的官方或私人资料，可资稽考。但是与闻其事的郭增恺，曾留下片段纪录。另一位见证人端纳，也曾着有回忆录，他因顾虑到这本书当时如果发表，“将使其中国朋友丧失尊严。”故在他生前未曾出版，死后原稿的下落也散失无存了。可是大陆发行，海外流传的周恩来文选中，却有相当具体的记载，它是当时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报告请示的，虽然是一面之词，不必尽信，可也能窥其大体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