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你们已经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抗战政策，这也是很好的。但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绩其它的老政策。我们的统一战线应该发展下去，应该把它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与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圈内着手改造军队。”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重点，就是改组政府，改造军队，也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民主共和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中共利用抗日时机，以共赴国难御侮救亡为名，实施其扩展实力争夺领导权的重大阴谋。
关于这一点，张浩（林毓英）在延安“抗日大学”所讲“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讲稿中，说的更为明白。他说：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战略是民主共和国，策略是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级各军一致抗日，而与国民党合作。因此，第二国际说，中国共产党出卖了无产阶级利益，投降资产阶级。国民党说，中国共产党在现在无法的环境中，投诚国民党。本党同志看见了不行土地革命，放弃阶级斗争，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很多的怀疑。以上三方之说法，都是不对，都是估计错误的。我们看见目前的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妥协，而与国民党暂时的合作，并不是投降，亦不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正是为着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投诚国民党，是以能走通的一途抗日。与国民党合作，是在抗日的阶段与之妥协，本党同志更不要怀疑。究竟是什么？是下面几项：
甲、我们是放弃以前走不通的道路，是寻求一条能走通的，而易于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条道路。
乙、我们党在现在的条件之下这样做，于革命是有利的，是不脱离群众的。
丙、我们党现在的策略，正是革命的策略，正是破坏资产阶级政权的武器，正是巩固革命的武器，正是扩大革命势力的支柱。
丁、我们党的策略，正是掩护我们秘密工作之发展，正是沟通公开的工作，以争取广大群众力量，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
戊、我们现在的让步，是给革命以休养时间，积聚力量，准备新的进攻之条件，也就是给无产阶级以必需的休养时间。
己、暂时放弃显明的进攻策略，改为退守策略，亦就是采取转弯抹角的进攻策略。
庚、因为斗争疲乏，必需休养，及储存革命力量，暂时放弃革命制度，就是放弃表面名目，保留实质存在的制度，以求将来新的更大的胜利。
辛、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是改番号，不是改编，而红军的独立性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且更能扩大与巩固。
壬、苏维埃暂时取消，改为特区政府，而实质的本性是未变的。用实质政府，不特不能削弱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更能得到广大群众革命力量之发展。
我们的党是在抗日的阶段与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投诚，我们的妥协是有利而无害的。……如物资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党员增加了，共产党的影响亦扩大了等等。”
在张浩的这篇讲稿中，可以说把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的阴谋真义，完全暴露无遗。
而且，当共军改编完毕，开赴晋（山西）北，参加对日作战，由陕北出发时，毛泽东曾对八路军之干部，曾作如下的具体指示：
“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为使我们的同志明了其工作务，即使在和总部连络断绝的时候，仍能向共同目标努力起见，我乐于为同志们指出下述的政策。
“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妥协阶段，在此阶段中，应藉自我牺牲，表面上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奉行三民主义，但事实上这只走掩护本党的生存发展。第二、竞争阶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党的政治与武力基础，并继续发展至能与国民政府抗衡而破壤之为止，同时极力消灭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势力。第三、进攻阶段，在此阶段中，深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割断中央军在各地区的交通，使他们孤立而失去连系，直至我们反攻力量已准备成熟，然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地位。”
我们看罢了前面所引中共的各项文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们表面上强调团结御侮，抗日救国，实际则是在穷途末路中以这个大题目作幌子，寻求起死回生，图存发展，争取机会，夺取政权。所取的途径是无孔不入，所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毛泽东对共军指示的“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的策略，共军在抗战八年中，即完全遵循此一路线行动，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和发展。于抗战胜利后据以扩大叛乱，窃扩大陆。建立政权。危害国家，残害人民。
于此我想引述蒋先生在“苏俄在中国”那本书上追述他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时的想法与教训的一段话，作为我们当前反共复国的沉痛教训与警惕。
蒋光生说：“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过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它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宜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致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