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获悉委员长已经离西安到洛阳时，陈布雷即刻对我和翁文灏（按：翁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说：我们应该为他准备一份文告，公开事变真相。我倡议翁与我合拟一份，陈也拟一份，然后我们交换研究一下。二十六日，也就是委员长从洛阳飞京那天，我们三人在一起会商，通过了一份文告稿。我们决定将文稿呈给委员长核可后发表。出我们意料的，当我们在机场接他的时候，他却先将一份文稿交给陈布雷，那是他在飞机上用自来水笔写就的。他要陈布雷将文告稿给我和翁文灏看一下然后发表。我认为他此举是在显示他离西安抵南京后迅即完全掌握情况，知道如何处理。使人了解一时的混乱与纷扰已成过去。”
一、书面谈话：
“余今日因乘机震荡，略感疲乏。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于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对事变中被难同志及死事官兵，更觉悲怆，难以为怀。幸中枢主持得宜，全国军政当局竭尽职责，使国家安定如常，实深感幸。而在事变中海内外同胞同志之热烈关注，与各友邦朝野及世界舆论之一致关切，尤使余感念不置。”
二、致海内外同胞同志电：
“南京侨务委员会转海外各地侨胞及同志、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转各地同胞同志公鉴：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同志，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维精诚未洽，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职责，负疚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意望共同努力为幸。”
蒋先生书面谈话中所提“对张杨之训词”，的确是一篇文正词严十足显示其浩然正气的好文章，原文如下：
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 蒋夫人笔记──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同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媿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以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分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二三二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树下，觉无丝毫媿怍也，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澈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如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同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只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基于一切。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则虽生犹死，虽存必亡。余平时即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之部下也。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救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于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私豪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爱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受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