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顾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蒋先生接到张学良这封请罪的函，立卽转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并请对张学良“特予宽大以励自新”，原文云：
“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其直属上官，到京后卽亲笔具书，自认违犯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侮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对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谨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计抄呈原书一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尽管张学良于到京的当天，上函蒋先生引咎请罪，蒋先生也于同日转报中央，并请“特予宽大以励自新”。可是中枢当局，对此不动声色，未作任何表示。而且蒋先生对于张学良照顾维护，作了最佳的安排。
张学良初到南京，暂住宋子文公馆。稍后，蒋先生让他移住中山门外孔祥熙的公馆，并派黄仁霖负责照料。黄仁霖在其回忆录中，曾有如下的记述：
“十二月廿八日我请求蒋夫人允准，回到上海去和家人欢渡新年。请求立即获准，她并且对我前往西安去的勇敢和忠诚之表现，又加以赞扬。到了上海，我看见我太太仍然泰然自若。……次日的早晨，从南京又来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我立卽回南京。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委员长。他的命令是：‘汉卿（卽张学良的号）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我的假期缩短。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找决定尽力而为之。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先决问题，是如何去管理这些派来看守他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全国上下这时对张学良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志，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第二个面对着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据说，他随身带有二枝手枪；可是我们却无法去实行搜查。这一点后来在宋子文博士来陪他到庭院中去的时候解决了。并且可以绝对的回答说，他并没有隐藏着武器。
“至于第一个问题，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把所有有关看守‘乡间住宅’和监视张学良的人，都集合起来。我讲话中，劝告他们说：“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十二天。但是委员长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中有几位不十分同意我的说法，因此我只能再把我的理由，加以阐明：‘我们都很高兴委员长能够安全归来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他将会受到何种刑罚，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委员长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委员长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一致同意我的说法。我继续说道：‘让我告诉你们吧，委员长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委员长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当我获得了一个正面的答复后，我如释重负似的，不禁喘了一口气，安心了不少。从此，我们才能同心协力，达成任务，工作得合作无间。
“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我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说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我知道他心情沉重，决定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下述的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一样。’他对我的好意，道了谢。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张学良，确实是关怀备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