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所致，现张学良已表示悔悟，来京请罪应如何办理，请裁示。
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
二、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卽停止，讨逆总司令及讨逆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函国民政府查照。
国民政府令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此次西安事变，毁坏纲纪，全国震惊，事后追维，实堪痛惜。所幸当日倡首之人，阅时未久，卽已剖陈心迹，次第改悔。复据张学良亲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具呈请予制裁，来京待罪，政府念其尚知咎戾，兼为安靖地方，免致贻累人民起见，卽日停止军事行动，并将讨逆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路集团总司令部一并撤销，应行结束各事，着由军政部负责妥办。至张学良应如何惩处，仍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对于曾预变乱各军队，并着该会剀切训诫，严加约束，嗣后务各恪守纪律，尽忠党国，以图报称，而盖前愆，是为至要。此令。
至此，对于张学良的处置，即进入法律阶段。
军事委员会遵照国民政府命令，决定成立高等军法会审，令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李民复请派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庭审理。因为张学良是现阶陆军一级上将，审判长必须具备上级官阶，方合体制。国民政府乃于开庭的同日，明令发表李烈钧为陆军一级上将。（按：一、国民政府的公报载为二级上将，其它的有关记载则为一级上将。我想被告张学良旣为一级上将，审判官朱培德也为一级上将，则审判长的官阶，当无低于审判官及被告之理，则国府临时颁授李烈钧的官阶，似以一级上将为确。二、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四月，初次对国军高级将领颁授官阶，陆军一级上将八人，二级上将二十人，皆系以当时居高位握实权者为对象。开国、护法及北伐期间着有功勋，但在野或居闲曹者，皆不与焉，李烈钧即其中之一人。）
有关此案开庭审判的情形，李烈钧在所着“自传”中，曾有如下生动感人的记述：
“自十六年全国统一后，余因养疴沪滨，对中枢政治，未负实际责任，而期望精诚团结，一致御侮之忱，无时弗已，以故，党国中多变故，而余则奔走南北，斡旋和平。誓本至诚，妄抒刍议，自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幸各方有力者，均知以大局为重，一心一德，齐赴事功，虽目前战事不免小挫（按李的“自传”，出版于对日抗战时期，故有此说：），而最后胜利终属于我。然卒能造成今日有利之形势者，固不尽余言之见听，而本党领袖与党内外贤达，同舟共济，俾抗建前途日趋光明，内而慰全民之愿望，外而得世界之同情，将由此一战而强中国，而维持全人类永久之和平，以企求大同，私心为之称快。
“二十五年冬，蒋委员长蒙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虽图谋不轨，幸委员长正义凛然，浩气昭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抱定成仁之决心，对张学良谆谆训诫，学良闻言，颇知前非，请亲送委员长返京，以其意诚，乃允所请。
“事之初起，全国震惊，余激于义愤，分电张学良、杨虎城，严予谴责，致张学良电云：‘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下踵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内袒负荆，诣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复兮可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猷述，君岂其然。’致杨虎城电云：‘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愤激，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介公宵旰忧劳，谋国久具深心，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筹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奈何冒此不韪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斯乱仅经半月，至十二月廿五日，委员长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每届是日，余不论寓居何地，必宴诸知友，以为纪念，今年适遭斯变，无意兴及此，然是日中枢要员，多聚舍间，会商营救大计，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得电话，谓委员长已平安离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可抵京，众闻之，高声欢呼，屋瓦皆震，诚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也。是日晚间，乃大排宴席，举杯痛饮，盖庆委员长之脱险，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廿六日。委员长安抵首都，余偕中央诸人欢迎于机场。委员长下机后，雍容自若，并对各同志表示谢忱，如未经风险者。次日党部召开会议，欢迎委员长平安旋节，委员长亦将经过作简单扼要之报告，同志有严责学良者，并谓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旣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遂公推余为审判长。二十九日，奉国府特任状，特任余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到会谈话，余如期往，则见冯副委员长玉祥与何部长应钦端坐堂皇，余与朱培德、鹿钟麟均列席，冯公任主席，发言曰：‘西安事变，全国震惊，此事重大，应求得一解决办法，国府曁派协和为审判长，则审判官亦应决定，众意云何？’何部长曰：‘此当遵重审判长之意见。’余意以朱培德为云南讲武堂高足主，鹿钟麟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又均列席，若一并推为审判官，必可邀冯、何二公之同意。乃起立推举，冯公嘱余另推，余曰：‘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主席遂宣布决定。散会后，乃邀请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诰来寓作初步之研讨，次日复邀请相识法律家二十余人至舍间会餐商讨。元诰首称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拥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众皆赞同其议，会商过久，不觉天时已鸣二炮，乃开席敬诸亲友酒会。二十九日下午，余乃向国民政府曁军委会等处，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二员，告知所负之责任，并此示应询问学良各事之书面审问一纸，众均唯唯而散。余奉命审判张学良之消息后，报章多有登载，诸要人亦有来访谈者，惟宋子文、傅汝霖关心至切，先后至舍间详询余之意见，答曰：‘个人无意见，恪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意旨办理而已。’三十日谒委员长，坐定询余曰：‘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余静坐于旁，答曰：‘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吾意欲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复继之曰：‘我国前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委员长未答，余复起立言曰：‘奉国府令任钧为审判长，当依军法办理。’委员长曰：‘君慎重办理可也。’余遂辞出，筹备明日开庭诸事宜。余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本案固重大，余亦审慎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