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为什么发出这一电令？因为西安方面对于中央的处置，反应颇为强烈，蒋先生深恐前线的中央部队按耐不住，急欲图功，燃起战火，有失政治解决的原旨，故而下令约束也。
此时西安方面，就其对外的表现来看，好象合作一致，实际则颇矛盾而复杂。
首先要说东北军，因为它们兵力雄厚，是西安事变的主力，现在仍居于关键地位。
张学良离陕飞京之时，虽有手令交代，东北军由于学忠指挥，但此时于远在兰州，声望虽够而关系不够，难望其对东北军能够确切掌握。所以在西安的东北军，即由“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的参谋团集体领导。参谋团的主任是何柱国，实权则操之王以哲，此外则为缪澄流、董英斌、刘多荃等军、师长（董英斌原为第五十七军军长，西安事变发生后，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所遗军长一职由流担任。）及事变后升任剿总督察处处长兼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人。此中于学忠及所部五十一军远在甘肃，何桂国的骑兵军实力不算太强，缪澄流新升五十七军军长，出于王以哲的力保，一O五师刘多荃所辖三旅，装备精良，实力不亚一个军，刘素与王以哲交深。这时经澄流和刘多荃正在率领所部，在渭南前线与中央军对峙。基于此种情势，王以哲便隐然成为东北军中的重心。他们这几个人虽对张学良依旧矢忠，殷切企求其回陜，但在具体行动上则比较稳健持重。惟有孙铭九和总部秘书应德田，以及事变前因煽动兵谏，被张学良骂为“混蛋”驱逐出境的苗剑秋，也于张学良离陕后第三天的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北平经山西潜回西安。这三人都是中共操纵的抗日同志会的重要份子，他们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在军中中下层的影响力则极大，他们是为了要求张学良回陕，不惜与中央军战的激烈派。
除了这个参谋团之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主任是高崇民，其中的份子大多是左倾的，应穗田、苗剑秋也在内。高崇民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张学良派在杨虎城处负责连络的人，他一直跟杨虎城走的近，现在则更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