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一月九日电
“部长钧鉴：陇密。于公始终拥护中央，绝对遵照政府命令，似可作为调人。惟乞中央暂行停止军事行动，使于公有劝说转圜余地，千万望政府从缓处置陕省军事，深恐激成事变，于国家不利。至于五十一军，无论如何，绝对以国家地方为重，不成问题。务乞钧座一面派飞机由洛阳加油，径飞兰州，职当立刻飞沪，面陈一切。请设法电止前方军事行动，从长计议。事机逼迫，谨电陈情。并乞急电赐覆。职陈端叩。青。”
于学忠一月十二日电
“孔部长庸之兄勋鉴：庚沪寓（1）电敬悉。奋密。具见关怀，至为纫感。抚绥善后，自属陕甘切要之图。惟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部队转而西进，无论当局之苦心如何，难免不引起一般之疑虑。为今之计，似宜先除疑虑，再谋其它问题之解决，否则扬汤止沸，恐违中央为国家为地方之初心。我兄远虑深谋，素所企佩，未识以为如何？特电奉覆，诸维亮照。弟于学忠叩。文。”
陈瑞一月十三日电
“部长钧鉴：陇密。佳、蒸两电拜悉。孝公极感钧座绥抚之至意。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廿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向后稍撤退，一面俾孝公会同王主任庭午（按即王树常）设法将东北单调回原防，与陕军分开，并与赤匪分离，然后徐图分化解决，则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变。至于陇省中央军与回军围驻省垣四境，相距亦不过百里之遥。虽五十一军表示服从中央，惟各军彼此向有微嫌，如欲保全兰州，免于糜烂，务乞钧座电请委座电饬胡军长宗南转令中央驻甘各军及回军对于五十一军取友谊态度，则省垣可保安全。至于五十一军共三师，其中有一师为东北军，故孝公前此态度不得不稍示模棱，职行动言语，亦不得不稍顾忌。昨夜孝公约职密谈，如已略有布置。孝公决送全眷南来，并拟亲行，藉与钧座面商一切，并拟王庭午主任早日来兰，务乞赐商欧亚公司，饬商机即日经由宁夏飞兰。孝公全眷，均已摒挡就绪，一俟机到，眷属离开，无所顾虑，即可显明表示态度，则解决陕甘问题，自可急转直下。谨此密陈，伏乞垂察。职陈瑞叩。元。
韩复榘一月十四日电
“孔部长庸之兄、何部长敬之兄勋鉴：自密。顷接兰州于主席孝侯真电。文曰：西安事件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所提主张，意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非走入偏锋。外传赤化之说，尤与事实不符。其为故意捏造，不言而喻。自张副司令恭送蒋委员长返京后，已现和平商讨之景象。方期集思广益，共定国是，孰料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中央军，转而增兵西进，甚至陕甘驻军亦严令限期调动。袍泽闻之，愤慨异常。老子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愤慨异常。老子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东北军亡省破家，现所存者，只此生命。若并此生命而亡，不计其存在，则死有何惧。中央如欲息事宁人，则下列三事实有提前解决之必要：（一）即日恢复张副司令之自由，可促其返陕。（二）潼关、华县一带之中央军即日东撤。（三）陕甘驻军照现在位置，暂时不动。至其它问题，或关国家大计，或难实时解决，不妨邀集各方从长计议，求一全国公正之办法。现在中央军明言和平解决，而暗调大军压迫。似此办法，无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迁延日久，恐更无以善其后。此间共同主张对政治途径不拒绝，对武力压迫不屈服。内部团结坚实，所有一切，已有相当布置。惟目击国势阽危，实不愿再见阋墙之争。吾兄爱护国家，爱护东北袍泽，倍逾寻常，尚乞鼎力斡转，指示周行，无任盼感。再兰垣上月文（十二）晚，稍有军事，次日即复原状，现已安谧如恒。等语。弟未便置复，特电以闻。弟韩复榘叩。寒。印。”
蒋先生一月十五日电
“孔副院长庸之兄勋鉴：寒午沪寓电悉。勤密。兰州陈厅长电陈各节，可予照办。并已另电胡宗南与于切实联络表示诚意矣。弟中正，删。侍秘溪印。”“兰州于主席、同心城胡军长勋鉴：望兄等切实联系，和衷共济，共同奋勉，为党国效忠，俾公私两全，有厚望也。中与汉卿兄皆在舍间休假待罪，期待西北迅速恢复常态，俾得早免咎戾，以慰区区。近况盼复。中正手启。删酉机溪。”
其次，看看杨虎城的两面手法。他在张学良离陕以后，虽然一跃而为西安方面的最高领导者，可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东北军和中共，实难作有效的掌握和运用。他虽然依旧摆出“三位一体”的强硬姿态，发电报、搞宣传，调兵布阵，准备应战，但“决不肯为戎首。”实际则色厉而内荏，分向南京、洛阳各处，派代表、通函电，从事于和平解决的洽商，尤寄厚望于孔祥熙和于右任。在这试探洽和期间，西安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却于一月八日公布了一份“宣传大纲”，其内容是：
（一）用武力保障张主任委员安全返陕，主持抗日大计。
（二）用武力保障西北抗日根据地。
（三）联合西北一切抗日力量。
（四）扫除汉奸与观日份子挑动内战。
这就十足显示了他的另一种面目与和战并用的两面手法。
再次，看看中共方面的表现。周恩来、秦邦宪等人，依旧推行其和平路线，争取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以挽救中共本身的命运。他们固然不会放松其与东北军、杨虎城的“三位一体”的联盟，但更加注重于争取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作，其情节我在芜文前面已曾详述。因而他们对于如何争取张学良自由，便看成次要问题了。秦邦宪便曾坦白的对人说：“为了结成统一战线，中共放弃了许多革命的和前锋的口号，因此，当国家尚暴露在未能统一的危机之前，我们不能为张学良的个人自由问题而决定运动的方向。”
南京中央面对上述错综复杂的情势，实居于绝对有利的优势地位，和平解决固所乐见，动用武力也不排除。西安方面虽然有各种激烈的表态，却仍作和平解决的奔走。于是西安、南京、溪口之间，信使往还，文电磋商，始终未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