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
其二、为整个国家打算，张学良不宜再回陕。张氏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要求，惟望问题之速了。
其三、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据之私图。
原函全文如次：
“迭接来电，方幸陕甘局势渐有转机，兄等既愿接受明令，通电就职，复称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之一切临时组织，私意以为兄等已认识国家危机，急谋结束变态以求精诚团结矣。今观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三君携来之办法，乃知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称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综合兄等要求之意，一则为西北之军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依兄等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队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华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如其南辕北辙也。不辞缕，再为兄等质直言之：
“其一、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依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画，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路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画，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屡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为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以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技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变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所万不可不察者也。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兄等以友谊袍泽关系一再请求汉卿回陕，在私人感情上，容或不能不有此表示，但如为国家整个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以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启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
“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因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踰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冑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地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
“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輙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蒋先生并嘱李志刚转告杨虎城：此一复函乃最后之忠告，如无意实行，则不必再派人到溪口来作无意义之商谈，有何意见，可直接与顾祝同主任接洽。约定以一月二十四日为限，以后即为军事行动。
当兹情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之际，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于一月十五日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和平。原电说：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林主席、各院长钧鉴，并转奉化蒋委员长钧鉴，各团体各报馆均鉴：顷上中央一电文曰：此次西安事变，赖委座之真诚暨西北诸将之感悟，解决迅速，化险为夷，不特中国全体称庆，即各友邦将士，亦莫不观感立变。惟近接西安将士迭电谓中央部队仍续向西安压迫，兵车络绎，刁耳相望，设不幸激起内战，恐张、杨所部铤而走险，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国事前途，何堪设想！职等再四思索，不忍缄默，以为过去数年，中枢之设施积极负责，固为地方所尊崇，但以地方情况，每感不能尽量发抒，因之所见不免稍有出入。自经此变，委座人格之伟大既表明于世界，而各方拥护之掬诚，本篇通古所罕闻，既经全国尽如，一切团结对外，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为此合恳中央，本总理宽大之精神，寻政治解决之途径，高瞻远瞩，以释猜疑，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剧，相煎太急，免彼既处情形复杂之地，而我又为渊鱼丛爵之险。并恳我委座即日销假，同京主持救亡大计，俾此数十万之忠勇健儿，得在中央领导抚循之下，共同致力于抗敌御侮，诚以时至今日，但可消弭内战。培护国力，皆不惜委曲俯纳，则中央苦心既以大白于天下，而整个力量亦不作无谓之牺牲。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披沥上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职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叩删辰等语，谨闻。敬恳一致主张，以保国力，而救危亡，毋任盼祷之至。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叩删辰印。”
蒋先生限定杨虎城于一月二十四日前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逾期即为军事行动。我们现在就看看中央的军事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