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做事一向当机立断，极为明快，此时却为何如此容忍？试加揣测,当不难发现其隐衷。
其一、日本军阀年来在华北方面扩大侵凌，一面鼓煽地方当局，妄图建立自治或独立伪政权，分裂我大中国。一面派日伪军西侵绥远，扩张其占领区。同时又在全国其它各地，滋事挑衅，制造事端。值兹外患如此严重，国人一致呼求团结御侮之际，如果对内大动干戈，实与舆情相违悖。蒋先生身负国家重责，凡事以民意为依归，盱衡时势，不能不有所顾虑。
其次、西安方面，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及中共的全部兵力，不下二十万之众，倘作困兽之斗，其势仍不可侮。中央军虽居于绝对优势，但山川形势对于大兵团的运用不无若干限制。如果旷日持久，兵连祸结，某些与中央立异的各省实力派，难保不伺隙蠢动，滋生纠纷。如此则予日本军阀以更有利的机会，加紧并扩大其侵略的行动。内外交侵，应付益难。
其三、蒋先生在西安时，曾当面告诉周恩来：“内战不能再打了。”他离陕前又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他回到南京以后，对于收编共军停止剿共的问题，曾经有所决定和指示，显示了对内不再用兵的伟大襟怀。他于一月七日致张学良的函中虽说：“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但不比附于内战而实施用兵，实际上还是打内战。对追剿多年中共尚可释仇示好，对悔祸输诚的国军部曲，仍要大张打伐，将何以杜国人悠悠之口？以蒋先生之英明，宁能见不及此？
正因如此，他才定下“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也就是以战逼和的策略，以强大的压力迫使杨虎城等就范。也迭次面告西安来使，并给杨虎城等一再去函，苦口婆心，义正词严的谆谆诰谕，促其听命。且明示一月二十四日为最后限期，过此即采取军事行动。
这是中央方面决策和作法。
西安方面又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内部有予盾，意见不一致，力量涣散，和战难决，而以东北军居于关键地位。杨虎城势孤力军，内心想和，却不得不摆出打的姿态，多所要求，讨价还价。
前面说过，一月五日，杨虎城等八位将领，曾发表联衔通电，六日，杨又单独电陈蒋先生，连续表态之后，立即派遣代表，先后分赴南京、溪口、洛阳等处，提出意见，从事洽商。其所提条件，有容有不合，但和平解决的意愿，当难抹煞。惟因其内部情况复杂，他必须迁就事实，善为因应，而不能自作决定。
此中过程，颇为曲折。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主持全局，表面上结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军的所谓“三位一体”，实际则仍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实力为凭借。张学良亲送蒋先生离陕时，预期三、五天即可归来。现在情势变迁，他久留不归，西安失去了领导中心，群龙无首，局面乃陷于十分混乱。中期为它本身的利害打算，径行与南京接洽，以和平解决，保全实力为主旨，所谓“三位一体”，无形中便去其一。杨虎城发函拍电，遣使奔走，都是由他和东北军将领共同出面，中央政府的处置指示，也是以他们为对象，重点尤摆在东北军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