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夏间，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设立抗日同志会，以抗日为中心、训练并提拔青年干部，改造部队，东北军内部乃形成了新、老两派。以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为代表的老派，跟应德田、孙铭九等为首的少壮派，便发生了予盾冲突，现因张学良的被扣而愈形表面化。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冯钦哉业已率部投归中央，孙蔚如、赵寿山等高级将领虽依旧效忠杨氏，但因受杨渠统的策动，内部的团结也不十分稳固。在这种艰难复杂或和或战的局面下，终于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分歧和争执。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缪澄流、何柱国等都主和，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偏激份子则主战。他们的主张虽有不同，但要求张学良回陕的愿望则属一致。主和的一派，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拥将抗日，对国家民族的及东北军前途都有利，至于营救张学良，只要全军团结，用和平的方法极力争取，也有可能达到。但主战的少壮派，则认为王以哲等主和是为了向南京靠拢，谋求个人的利益，不顾张学良的安危和东北军整体前途。这批少壮份子，在军中中下层颇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曾发起签名运动，以搭救张学良为理由，写了一份缘启，主张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对中央军作战。他们几个核心份子带头先签，再从各部队团长开始，逐层向上级广求签署，那些高级将领看见好多部属都签了，自己如果不签，就会被认为对张学良不忠，对团体不义，成为怕打仗的“孬种”，于是也就跟着签了。据说签名的团长以上军官共有一百多人，主战的少壮派以此为根据，说主战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这是一月二十日左右的事情，这些偏激份子自以为理直气壮，肆无忌惮，这就使得原本紧张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主战派的气焰日益高涨，主和派则噤若寒蝉，不敢公然讲话。

　　这时在西安的中共份子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仍在大力推行其全面的统一战线和平运动，在它和南京秘密交涉之中，毋宁就利用东北军这种予盾的背景，作为它们向南京交涉的有利条件。它们站在南京和东北军之间，也站在东北军和杨虎城之间，而在东北军内部，又站在主和的高级将领和主战的少壮派之间。周恩来在其中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和各方面都维持着若即若离亦明亦暗的关系。惟因其偏向主和又单独与南京方面径行沟通，以致引起少壮激烈派的不满与争执。我们看看苗剑秋事后对美国记者史诺的回忆谈话中，所说他们与周恩来的一番争论：

　　苗问周：“张学良先生真会回来吗？”

　　周回答：“一定会回来。”

　　但是苗和应德田、孙铭九等人都觉得周的此话并不可靠。他们乃跟周讨论武力逼放张学良的问题。

　　周说：“若用武力，中国便将变成西班牙第二，内战势必陷入长期，难道你们希望中国变成西班牙第二吗？”

　　苗答：“东北军所关心的是张学良的自由，大家都希望他回来。他若回来，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可以合作，构成抗日势力的主力，否则就谈不到什么合作了。”

　　周说：“你应该从你的爱国思想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苗答：“纵然为此打了内战，不会打太久，因为中央军不会打下去，他们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

　　周说：“但是，蒋某人很顽固，要转变蒋的想法很难。”

　　苗答：“我看蒋倒是容易转变的。只要我们坚持临之以强硬态度，蒋会释张回来。那时我们才能谈到成立联合战线。”

　　结果，周恩来仍未同意使用武力。

　　一月中旬，中共份子潘汉年由南京到西安，东北军特务团不识其人，予以逮捕，从他身上搜出南京中央由张群和中共谈判的条件，其中记载把陕北共区改为特区，中央对共军拨付给养，承认共党为合法政党等。

　　苗剑秋等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周恩来，质问他“何以违反三位一体联盟的协议？这算得什么联合战线？这对红军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国家更坏，这对社会革命、共产党都没有好处。西安一地都搞不好联合战线，还谈什么全中国的联合战线，又怎样对日抗战？”

　　周恩来被问得面色发青无法作答。双方谈了六小时，苗等要求以释放张学良回陕为一切谈判先决条件，终未获得结论。以疯子著称的苗剑秋，竟大骂周为老混蛋，不欢而散，双方关系已濒临决裂边缘。

　　周恩来等为了执行中共的和平路线，只好把目标摆在东北军高级将领等老派人物以及杨虎城方面，争取他们同情合作。

　　此时代张学良主持西北全局的杨虎城，面对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内部的复杂情势，便处于至为窘迫的地位。

　　由高级将领构成的东北军参谋团，曾对张学良不能释归时如何应付此一难局，加以讨论，作出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陕西仍由杨虎城掌握，但其中若干县份则划给中共。为了和南京争取统一战线的成立，可以考虑把兰州、西安两市的行政权交给南京，由南京派任两市市长。西北全面便在这种条件下,积极准备对日抗战。

　　乙案：东北军东开，移驻河南，由东北军将领接替刘峙出任河南绥靖主任，杨虎城与中共分控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