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以哲、何柱国和刘多荃，基于各自不同的利害考虑，对于甲案不同意。因为他们对西北复杂的情况已感厌倦，尤其集中甘肃，地瘠民穷，生活艰苦，更感头痛。而和中共接连一起，顾虑益多。所以偏重支持乙案，但也因条件有限，并不热衷。
孙铭九等少壮激烈派，对两案都反对。他们认为甲案或乙案，都置张学良于不顾，是对少帅的不忠。他们攻击那些高级将领，只汲汲于自己的前途，而不为东北军全体着想。这些偏激份子野心极大，很想利用机会，在东北军树起一股势力，自成气候，主宰全局。
他们经过激烈争辩，终于订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具见本刊上期所载芜文），由杨虎城派遣代表，送到南京，再转溪口。蒋先生看了此案内容，认为他们妄图形成西北特殊化，分裂国家，即予断然拒绝，并以长函警告杨虎城，以一月二十四日为最后期限，以后即为军事行动。杨虎城深知事态严重，一面与内部多方沟通，一面派米春霖、李志刚、谢珂等三人为代表（米、谢属东北军，李属杨），前往潼关，跟顾祝同进行交涉。此时顾的行营设在火车上，米等跟他见面时，他正同几位高级将领，研商军事问题。谢珂首先发言，他以强硬的态度对顾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中央军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愤慨，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顾祝同答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中央领导，就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中央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中央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中央命令的表现，所以中央要进兵解决。”谢珂又说：“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再西进的。”此时在旁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都说：“这样看来，开始进攻就算了，还有什么谈头。”米春霖一看苗头不对，立即接着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的商谈。”
当时双方的意见归纳如下：
西安方面的要求，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也就是进入潼关以西中央军应行后撤。
顾祝同的意见：
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
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咸阳一线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
三、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
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到兰州地区。
五、共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由于双方距离过远，谈了三个小时，无法达成协议。乃商定米春霖暂留潼关，李志刚和谢珂回西安报告请示，两天以内仍可继续商谈。
李、谢二人当晚即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形。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他觉得谢珂说话太硬，又改派王宗山与李志刚同赴潼关〔王宗山系杨部参议。他于民国十二（一九二三）年随蒋先生访俄，以后在黄埔军校及党军任职，与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均系旧识。〕继续商谈，双方一致同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有关具体事项，由双方指派负责人员，另行详商。顾祝同为人豁达大度，平易近人，民国十九（一九三○）年中原大战期间，曾同杨虎城并肩作战，因而结识。此番谈判期间，他曾和杨虎城几度电话沟通，晓以大义及利害，对杨说服。米、李、王三人随即返回西安报命。杨虎城乃指派何柱国与顾祝同所派的行营参谋长赵启騄，继续商定具体办法，有关划分军队驻地、移动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事项，都作成明确协议，共有二十余条。
杨虎城等为了协调内部意见，随于一月三十日派飞机赴兰州，接于学忠到西安，经过很大的周折，杨、于二人才于二月一日联名下令撤兵。何应钦于二月八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关于处理陕甘经过之报告”一文，与前引顾祝同“西安事变忆往”中所说，大体相同。何文说：“在一月二十四到三十一这几天中，米春霖等所商洽的主要的有几件事：一件是在他们军队撤退的时候，要求由双方各派十人组织一个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组的部队前线互相视察，他们的意思是恐怕撤退时中央军队攻击他们。一件是要求借给伙饷若干。一件是要求张部酌量在西兰公路上驻一点部队，杨部酌量留一点人驻在西安。以上几件，经由顾主任允许他们。就是张、杨两部各借一个月的伙饷，视察团由双方派定人员组织，西兰公路上准张部驻少数部队，西安附近准杨部驻少数部队。此外他们要求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中央发给西安事变的善后经费。关于这一点，顾主任是答应酌量代为请求。三十一日的下午，于主席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才和杨虎城联名下达命令将部队撤退，预定第一步先将渭河以北的部队向后撤退，次将渭河以南的部队撤到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
至此，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可以说已告解决。但是在此过程中，仍然遭遇了很大波折，几乎败坏大局，必须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