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到。杭州蒋委员长钧鉴：密。侦获戴政鼎、孙铭九、刘佩韦、杜维纲、孙政枋、谭海饴、龙韬、洪钫、孙东垣、陈昶新等三十六人联名于东日致前方各部队通电，（一）Ｘ已回到长安，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陜之要求，三位一体，绝对切实合作到底。（二）后方无虑，请准备为副司令归来而奋斗到底。（三）据闻敌拟明日下总攻击令，务必严阵以待，予以痛创。（四）战斗开始后友军决能及时加入战斗，万请放心。（五）杨主任之决心极坚定，曾表示只剩我十七路，亦不能屈服投降，必为争取副司令回陕奋斗到底。（六）大势已如此，纵有一二人或有异见，亦无所施其奸计。（七）今日在西安所有全体文武同志会议结果，如副司令不回陕，则绝对死守现阵地，不再交涉任何条件。（八）割断电话线以防奸人利用等语。谨闻。笠叩。冬未任印。”

　　他们于电报发出的同时，还以电话与渭南前线的缪澄流、刘多荃等军师长联络，但未获得结果。他们认为所愿难遂，都是由于主和者从中作梗，就想对其中的主要份子，采取激烈行动。二月一日晚，西安街头，便贴出“除奸”的标语。据说他们杀害的黑名单中，列有王以哲、何柱国等十人，另有一说是十六人。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应德田、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何镜华（何柱国的参谋长）、杜维纲（工兵团长）、刘佩韦（炮兵团长）、邓玉琢（总部参谋处长）等多人，齐集孙铭九家中开会决定，由孙铭九在其所属的卫队营中，派出官兵两组，分头杀王以哲和何柱国。其时王以哲卧病在家，猝不及防，立被杀害。何柱国事先闻警，躲往新城杨虎城处。（于学忠为了安全，也于到西安后，住在杨虎城的新城大楼。）孙铭九亲自带人找到杨公馆，要把何抓出枪决。杨虎城亲身挡在门口，厉声责阻，杨部将校王劲哉、李振西、宋文梅等也都赶来，孙铭九才悻悻而去，何柱国幸免于难。事后何还送了刻有“再造之德”四个字的银盾一座，给杨虎城表示感激之意。另外被杀害的还有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等人。

　　以上所说，就是西安事变余波中之所谓“二二事变”。此一事变发生后，在东北军中引起很大的震撼。由前线撤退到临潼的一○五师师长刘多荃，说是代表东北军全体官兵，以电话警告杨虎城，如不加速制止，并逮捕叛乱份子，则东北军实时回师西安，将玉石俱焚。此时驻在西安城郊的杨部军队，计有两个旅及一些直属团队，东北军有孙铭九的特务团、骑兵第六师的若干部队及炮、工兵等团，比较上杨部当然占有优势，可是一旦动起手来，西安城将难免如刘多荃所说的“玉石俱焚”。杨虎城几经熟虑，并和周恩来商量之后，就把发动“二二事变”的首要份子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送往三原云阳镇彭德那里，孙等住不多久，不愿久留，自行离去。

　　东北军各高级将领，由于“二二事变”之刺激，对所属部队，大事整肃。刘多荃首先下令，将最早与共军发生关系，影响内部团结的高福源枪毙，其它坚决主战与“二二事变”有关的偏激份子，或予看押，或予驱逐，或听任自行逃离。据陈诚于二月十四日由潼关电呈蒋先生及何应钦，报告如下：

　　“关于部队中激烈份子，彼等已在进行所谓自动肃军，如一○五师长高福源已枪决，一○九师团长万毅已看扣，其它五十七军、六十七军亦有团长被押之事。

　　“此次事变重要份子孙铭九（特团）、应德田（秘书）、苗鉴秋（秘书）、张政枋（粮秣处长）、刘佩韦（炮十一团长）、杜维纲（工团）、白凤翔（骑六师长）、陈昶新（科长）、高福源（旅长已枪决）、何竞华（特团）、刘桂五（骑六师团长）、王玉赞（骑六师团长）、何绍纲（百○五师团长，已潜逃）、康洪泰（百○五师团长，己看押）、万毅（百○九师团，已看押）、顾奎全（百○五师团长，已看押）、陈大章（骑三师团长）等；次要者为董英斌（伪参谋长）、赵镇藩（旅长）、刘启文（百十五师长）、高崇民（秘书）等。”

　　在这次“二二事变”中，周恩来在孙铭九和苗剑秋等人的面前，又表现出他阴阳两面的作法。据苗剑秋以后回忆对人说：当应德田和刘鼎等人把杀了王以哲的消息告诉周恩来时，周立即表示，内战势必由此重起，而且拿出发布给红军的作战命令为证说，红军为此已采取了战斗准备。后来听说刘多荃部准备响应兵变的消息不确，少壮派未能得手时，周又马上改变口吻，旧调重弹，说他们一直是主张和平路线的。他甚至向苗抱怨，这一来，他们可能遭到误会，杀王以哲的责任，他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还有一种说法，杨虎城可能和孙铭九等人之间有谅解，支持了这场兵变。因为当孙铭九等采取行动时，杨部在西安城内曾行戒严，并且关闭了城门，遮断了城内和城郊东北军的交通。杨虎城所以这么作，是他对东北军有野心，想乘机吃掉东北军，坐收渔人之利，壮大他自己的实力。我们如就此加以推断，这种说法似难成立。因为如果他具有如此打算，为什么却把得到的消息，迫不及待的告诉周恩来、王以哲、何柱国等预为防范？而且把何柱国、于学忠藏在他那里，严密保护。同时他何不纵令他部下与孙等一起来干，更易得手？如果王、何、于都被杀，岂不更有利于他“吃掉东北军”？至于戒严关城门，可能是他对于渭南前线东北军的动向不大明了，（因为渭南会议的决定是作战。）深怕他们赶回西安，与孙铭九等里应外合，造成大乱之故。我作这样揣测，并不是想为杨虎城有所洗刷。而是觉得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也有他另外的一面，不能把天下之恶皆归之。

　　二月三日，东北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步兵第一○六师师长沈克，发表联名通电，服从中央。中央旋即升任檀自新为骑兵军军长、檀于十一日在蒲城驻地，就任新职。

　　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澄流、刘多荃等七人，于二月四日通电各方，发表“去岁双十二事变解决经过真象”，并向中央提出四项要求：

　　甲、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

　　乙、陜甘军队布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

　　丙、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时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

　　丁、陕省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安人心，以为国用。

　　这算是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最后一次的共同表态，过此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局势乃急转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