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概要：
张学良幽居一生，现届望九高龄，仍在台北郊区，自我设限，度其余生。
杨虎城于抗战发生后，奉准回国，即被拘禁，最后与他一起禁住的一对儿女（杨妻谢葆真已在拘禁中病故），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其幼儿等大小六口，同被杀戮。
欲明详情，且说从头。
我所根据的资料，绝大部份是奉派“管束”张学良，和监管杨虎城的好几位军统局人员的亲历记述，有些则是参与其事或有关者的回忆。文献有征，当非虚枉。
张学良于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与宋子文同乘其自用专机。紧随蒋先生之后，由洛阳飞抵南京，由宋招待住在北极阁宋的公馆。他在宋公馆住了六天，当时随从秘书、副官、卫士等共有十一人，行动自由，气势仍在。宾客临门的虽然无几，但并不特别冷落。他也常出去拜客，每次出门共有四辆座车，张同他自己的随从共乘两辆，南京警察听和军统局派来的人员各乘一辆。可是三天以后，羁留西安的中央军政要员，被释回（南）京，张氏的处境便有明显的转变。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应召由宋子文陪行，到军事委员会接受审讯。他的随从在外边等候，即被宪兵第二团派兵缴械。张氏应讯完毕，黯然而出，被送往太平门外业已腾空的孔祥熙公馆居住，安排在二楼一间陈设华美的房中。从这天起，他就从暗中监视变为公开囚禁，由军统局及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管束”。军统局方面是出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都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带领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及宪兵一排，担任警卫。张氏住屋门口、楼梯口，均有卫兵站岗，楼下周围设有游动哨，大门外更有卫兵驻守。在这样严密“管束”之下，张学良孤身独处，情绪极坏，成天一言不发，蒙头大睡，送去的菜饭也吃的很少。除了负有特别任务的如戴笠等人可以自由出入，奉派照料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可去看他一次，以及对西北善后问题的处理，向张氏有商洽必要的二，三军政大员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去看他。张的四弟学思（原名学诗），时在中央军校第十期受训，曾到孔公馆求见乃兄，亦被警卫严拒，张学思站在门口，满含泪水的呆立一个多钟头。终被劝促的怅然而去。说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在房门口负责监视的人员，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躺在上面，便认为那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但又不敢公然去检查。于是就由受过特殊训练的宪兵特高组一名组员，趁张熟睡翻身时进去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却把张惊醒，非常不高兴，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心中的抑郁与愤懑。
张学良在孔公馆住了两个礼拜，消息虽然封锁，总难长久隐瞒，当局为了减少麻烦，便决定把他移住奉化溪口。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元月十三日，军统局刘乙光等四人，伴送张学良乘坐专机，由南京飞往杭州，再转溪口，其余的人都乘汽车赶去。张到溪口先在武岭学校住了两天，旋移居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从此“管束”张学良的责任，即由军统局单独肩负。它们成立了一个专责组织，称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执行此一任务的人员称为“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长是刘乙光，对外的名称是秘书，当时的官阶是中校。他把张学良由大陆各地一直“管束”到台湾，做事认真，极着绩效，戴笠对他甚为倚重，也蒙蒋先生赏识，有时可以直接向蒋报告请示。特务队队长之下，有队附许建业及事务员、副官、队员等三十人，以后曾送有调整。他们区分为四个小组，各负不同的工作。并派值班人员将张的一言一行及生活状况，详细记载，向上报告。另有一个宪兵连，担任全部警卫。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建筑宽敞，设备良好，内有房间十几个，全被军统局包下来，专供张学良及担任“管束”的主要人员住用，其余队员及宪兵连，都住在距离招待所五百公尺的雪窦寺。刘乙光和张同住二楼，隔室而居，张的住室、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卫兵站岗，并有游动步哨。雪窦山山麓原有一座亭子，名“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惟一要道，也由特务队便衣人员及宪兵驻守，对于登山游客，加强盘查。原来游人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