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新唐书》、《旧唐书》一致提到的“鱼丽”之阵，这与古罗马的“突罗”舞存有明显的差异。

在古代汉语中，“鱼丽”一词，其义有二，一为《诗·小雅》中的篇名。诗中反复称道君王所有的酒多而且美，所获得的鱼种类繁多，并进而歌颂其财物之王众，当是贵族夸耀财富之诗，另一种含义是指古代车战的一种阵法。《左传·桓公五年》：“为鱼丽之陈(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晋人杜预注引《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

我们上面所引《新唐书》、《旧唐书》中的“鱼丽”，其义显然是后一种，亦即一种车战的阵法。车战阵法乃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一种传统形式，为古罗马人所不知，维吉尔的诗中也没有任何与车战阵法有关的记载。

秦王破阵乐与秦王破阵乐舞不应混为一谈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虽然承认秦王破阵乐舞与突罗舞存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却有相当多的人将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混为一谈。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辞海》。

《辞海》：“秦王破阵乐，又名‘义德舞’。”很明显是将“乐”与“舞”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二者是存有相当大的差异的。

《新唐书·礼乐志》载：“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右仆射封德彝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陈乐象德，文容岂足道哉?’帝瞿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乃制舞图。”

从《新唐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王破阵乐曲与秦王破阵乐舞确实是不一样的。

秦王破阵乐曲先于秦王破阵乐舞。

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发明”者也不是一个人。

秦王破阵乐曲的不同作者有两说：一说是李世民手下的士兵，即《新唐书》所谓“军中不同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中的“军”中人，一说是一般的老百姓——《旧唐书·音乐志》：“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其中的“人间”实际上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代名词。根据后一种记载，这支曲子产自民间，后来经过“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成为唐初元日、冬至、朝会时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

秦王破阵乐舞才是太宗李世民的“创作”。

秦王破阵乐曲在太宗未登基以前就已经产生——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产生于李世民率兵剿灭刘武周之时——时为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其时秦王李世民屯兵柏壁，与刘武周手下大将宋金刚相持数日。这一年的四月，宋金刚粮尽北走，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至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已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金刚，俘斩数万人。金刚部将尉迟敬德以介休降世民。刘武周闻宋金刚战败，弃并州逃往突厥，宋金刚亦败走突厥。李世民进入并州，尽复刘武周所侵夺唐之州县。

秦王破陈乐舞却迟至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才产生(即我们前面所引《旧唐书》中所说的“(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

在秦王破阵乐舞由“纸上”(舞图)走向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吕才、李百药、虞世南等人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若把李世民比做“秦王破阵乐舞”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吕才等人就是将设计变成“宏伟工程”的技术员，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课题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不但秦王破阵乐曲不是李世民的发明，就是秦王破阵乐舞也不是这位太宗皇帝的专利。

关于“秦王破阵乐”(曲)的作者不是唐太宗，史书里有许多旁证，我们不妨再摘引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