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
作者：张光芒等
晓华：小傅的话有道理。张光芒刚才提到的那些共时性的非典文学还不是所谓的后非典文学，因为它还不“后”，用我刚才的话说，只有同，没有异，要“后”，就要有紧张的对立与反思在里面，那一时期的文学还是盲动的，没有自我。
何平：是的，时代和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模仿、翻版，从时代到文学，某一个时代在文学中的表现，其酝酿、生成的时间可能是很漫长的，其通道也有可能是曲折和隐微。
贺仲明：确实，“非典”的意义在当前文学中也许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事实上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目的所在。记得不只一个人说过，中国人太善于遗忘了，像“南京大屠杀”、“文革”、“反右”这样的历史，正在被我们的历史所淡忘，“非典”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我们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有责任将它的意义呈现出来，或者说让它敞开，让更多人去思考它，从中得到警醒和启迪。
张光芒：不过，即使从当时及稍后的一些文本中，我还是看到了那种“一边洗手，一边洗心”的深层次反思的苗头。中国作协于2003年8月编辑出版了一大厚本《人间四月》，里面的大量作品尽管以歌颂民族危难之际的平凡的人与英雄的精神为主，但其中有些文章，如《警惕灵魂SARS》（邓友梅）、《当科学与爱同行》（冯建福）、《非“非典”的感悟》（张贤亮）、《公众知情权与公共危机》（黄亚洲）、《瘟疫：历史的警钟》（徐康）等便表现出一定的“后非典”意识。何建明明确表示要写出一部全景式记录“北京保卫战”的长篇报告文学，因为“许多国家都有描写灾难的著名文学作品，像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而中国目前还没有那么厚重的灾难文学作品，我要朝那个方向努力”。这种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何平：所以，我们现在讨论“非典”和文学的关系，是追认，更是一种预期和想像。而且即使是具有转折和区分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们的文学书写也是分层、逐步展开的。因此，我们现在的讨论应该关注已经显山露水的内容，还要注意可能向更远的文学未来渗透的内容。我以为某一历史事件只有真正到了言说不尽的程度恐怕才有可能称之为“某一时代”的文学，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后文学”、“二战后文学”等等就是这样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讨论既是对“非典”和已有文学事实的总结，也是想把“非典”过后的文学的诸种可能性努力的描述出来，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非典’之后的中国文学地图”吧。
贺仲明：就如同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残酷的”，经历了“非典”时期，文学创作应该有一个精神的提升，这样才不至于辜负这次人类的劫难、民族的劫难。从这个角度来评析今天的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品质应该产生启迪意义，更应该激发我们的思想潜质。我总在想，西方的“二战”孕育了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多少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学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张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典”是一面偌大的透视镜，它使遮蔽已久的许许多多体制的与精神的病相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何平：一个理性的社会在灾难过后必然要走向对于灾难发生的反思的。这样的反思会为文学的孕育和生成提供相关的社会心理氛围和语境。
贺仲明：这一点，就像加缪的《鼠疫》所达到的高度。在这部作品中，加缪寄托了对人类道德、精神的思考，是对于人类不甘屈辱、敢于抗争精神的歌颂，也表现了人类很可宝贵的乐观主义精神。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非典”中，人性的许多弱点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如自私，如怯懦，如冷漠，但同样也有很多人类优秀的品质得到了凸显。像北京医院那个敢于道出真相的老军医，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勇气，是人类正义精神的良好体现。我们的文学如果不能揭示出这场事件背后所蕴涵的精神和人性世界，仅仅停留在对某些行为、某些领导的简单歌颂上，那远远没有反映出这一事件的实质，也是这类文学的巨大缺失。
张光芒：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建设、增长是中心话语，人本主义是中心话语，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破了坏。有证据表明，随着人类与自然的日益疏远，自然报应人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而且烈度越来越强。人类自以为建立了越来越安全的社会，而事实上这个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自然的一次小小反抗就有可能使这个社会陷于混乱和恐慌。类似的风险在今后还会更多地变成现实，——如果我们继续与自然为敌的话。非典病毒的猖獗警示人们对人本主义、发展主义等现代性标志性概念进行反思，而在文学内部，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的提倡与高扬也必将产生一定影响。有的作家的创作开始有了这个意识，比如去年《大家》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蔡测海）就塑造了一个介于人类与畜类之间的“自然中间物”形象——陈次包，其性格内涵在此前似乎不多见。
晓华：你这样说就有点意思了，我还是强调要首先关注后非典时代和后非典文学的提法是不是能够成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同时就是一部灾难史，当然，对灾难，我主张要区别，起码应分成两类，一类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类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比如战争。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的灾难实际上是从人的立场来言说的，其中大部分对自然来讲乃是再“自然”不过的，这个扯远了，不去说它，每一次灾难都会引起人类的关注，并促使人类机制的调适，非典之后灾难史研究热的许多成果表明，古代社会的许多灾难应激机制并不比现在差。但这些东西，包括文学，为什么都不能算“后”，包括贺仲明提到的加缪的《鼠疫》，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象征意义上的，只有紧密关注某一事件，并因这一事件促使一些观念的变化、一些观念的产生，这才表明“后”的诞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在应对灾难上确实“后”了，而文字，可能稍迟钝一些，也许只能算是“疑似”“后非典”吧。
何平：所以，我们可能要冷静地看，特别是时过境迁的今天再回过头看这些书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样的文学的动员、宣传功能因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默契从来就是“片面的繁荣”，就像当时的一句口号“面对非典，文学不能缺席”，是啊，政治家参与了，科学家参与了，我们正在打一场全民皆兵的生命保卫战，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哪怕反应稍微迟钝了都可能招致诟病，应该说，文学在这场人民战争中是与时俱进着的，所以才没有遭到类似“非典危机中社会科学家到哪里去了”的责难。当然，之所以有这么灵敏的反应首先要感谢在20世纪中国历次运动、磨难中作家形成的心理应变和对时代的快速反应能力。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这些写作所具有的意义，就像抗日战争中，快板、墙报、朗诵诗和戏剧小品是必须的，“与抗战无关论”是不合时宜的一样。值得一提，在这场“与非典相关”的文学竞写热潮中，中国作家对自己驾驭不同文学体裁的能力相当自觉，报告文学和政治诗走在时代最前列，找到了它们最适宜的位置，小说家们虽然也勉力参与到时代的合唱中，但说到具体写作大家还是保持谨慎和冷静，像当时参与到一线的毕淑敏就说：“小说家的潜伏期要长一些”。陈村在接受采访时说：“写作题材与作品好坏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中国过去发生了那么多有意味的事情，也没见有多少好作品被写出来。文学创作需要沉淀，要和生活和功利有一段距离，哪会那么快地就出作品，即使有，质量也很可疑。迅速直接地反映生活中的具体事件，那是新闻报道要做的事情，不是文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