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
作者：张光芒等
何平：“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以及先锋的回潮，大家都明显地感到我们的文学在“非典”之后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究竟是文学自身的调整还是“非典”的“后遗症”，亦即所谓“后非典”时代的文学症候，常常使我们难以决断，它的困难在于文学很大程度上不能去进行一一对应的实证。因为，“非典”影响下的文学和以“非典”为题材的文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要找寻后者其实很容易，像江苏作家陆幸生最近出版的《银狐之劫》就是这样一部以“非典”为题材进行制度反思的小说。问题是这样的作品出现了，我们就能够说“后非典”的文学时代来临了吗？我想即使类似的作品再出现十部、几十部，我们也不能说就有所谓的“后非典”时代的文学，虽然他们确乎出现在“非典”后，而且也确乎与“非典”相关。因此，我们目前写作的时代，“非典”对于我们写作的影响可能还是相当潜隐和细微的，作为一个批评家，不能因为其潜隐和细微而漠然视之，既然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典”时代和我们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着共构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主动的去找寻它、梳理它。这中间，我以为在这些具体的文学变化中所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倒是值得关注，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也最有可能带上“非典”的印记，而且这种印记可能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比如像大家刚才谈到的“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以及先锋的回潮，是否和“非典”中所唤起的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把握能力相关，而且像“草根”写作、生态和全球关注在“非典”前就已经带入文学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还是看到区别的，比如其中的人道主义内容，我们过去强调得多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呵护，“非典”使我们意识到生命与生命的休戚相关，因而，同样的是“草根”写作，我在阅读中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关怀，而不仅是单一的“人”关怀，在对底层的关注作家不再是零度介入，而是生命对生命的爱与怜惜，底层也不是我们俯视下怜悯、同情的对象，而是我们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写作中，“非典”之后，这样的信念确实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可可西里》这样一部朴素的电影引起圈内圈外的广泛反响决不是偶然的。
张光芒：非典证实了科学、启蒙理性以及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性，警示人们不能一味抨击理性，反启蒙，同时也要增强舆论监督意识。这是现代公民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文艺报》一篇《SARS肆虐，网络文学活跃》（胡殷红）的报道就这样强调：“SARS危机发生以来，为抗击、预防这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相继采取了强有力的预防措施”，“网络作为最‘安全’的信息渠道，上网人数和时间较之以往大大提高。”
贺仲明：还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行为的透明度等。这也是一种必要的现代理性。西方的中世纪，瘟疫曾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关键当然是医学不发达，但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封闭愚昧肯定也有关系。“非典”之在中国泛滥，与某些政府官员与体制的麻木僵化有直接关系，与我们疾病预警机制的不完善也有关系。人类文明“现代”的内涵，思想、制度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向现代化发展，这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当前中国最需要加强的。
傅元峰：光芒所说的“理性”应该不包括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在非典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承担了生命救治的职责，将人类的行为纳入到一个不容质疑的逻辑范式，这和政治体制在应急状态中超常的运作范式有相似性；另一方面，科技理性所导致的现代通讯方式曾经被古典主义者质疑为是人际隔膜的罪魁祸首，但非典改变了这种成见。这样，非典就剥夺了人们对科技理性的反思权，而这种反思有可能找到人类改善自己生命处境的路径。不单是剥夺，还逼迫这种反思撤退到“反现代”、“反文明”、“反理性”的陷阱面前。科技理性在非典时代的激扬将干扰了人们生态反思的思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非典的源头也许恰恰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态破坏。非典时期，在突发事件面前，在生命敬畏中，人们思想和价值立场的突然萎缩导致了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是“后非典时代”人们应当面对的最严酷现实，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在形成集体无意识之前就遏止它。文学不应当忽略这个问题。
张光芒：这个问题的确不能被忽略。但非典促使了人们生命安全意识增强、危机感增强，看到了花花世界背后隐藏的“惘惘的威胁”，这是个体人格建构的重要一环。在《民族的危难，抗争的精神》（《文艺报》2003年5月13日）一文中，王安忆就说，“疫情发生，我们才忽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的生活。”在那一段时期内，很多人返朴归真，从纸醉金迷中回到家中。更多的人体味亲情、人情的可贵。以上这几点不一定立竿见影地从文本创作中反映出来，但是一定会对将来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贺仲明：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值得书写，即“非典”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这一点好像一直为我们的作家们所不屑，或者是不敢——他们更喜欢写我们民族的弱点，如阿Q精神——其实揭示这种弱点，很有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人性的改善。“非典”中出现了很多可笑也可鄙的事，它的根源可能就不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了，而是缺乏文化教养的卑劣人性的表现。抗击“非典”是胜利了，但我们的文学不要只是一味的歌颂，更需要正视其中的问题，其中应该包括制度的缺陷，人性的阴暗面等。
晓华：今天的讨论虽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形成大面积的共识，但在看待非典这一自然/社会事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上，确实梳理了大量的现象。思想对现实的落后已经是很显然的。我又要说到海啸，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死亡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世界救助正在混乱地进行。相对于非典，这是一个在速度、能量、显在性方面更巨大的灾难，它不像非典，后者的缓慢、潜隐更具诡谲性，因此，两者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所凸现的社会问题，所触动的人类心理情感也大不相同，但有一点已经看出来了，自从非典以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处置方式确实不一样了。世界正在改变，文学也在改变，起码，它已起于青萍之末。
张光芒：晓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比喻甚妙。比如，我们已经看到，非典之后，国家对爱滋病人的人文关怀、宣传力度明显增强。抗击非典的经历使这一意识逐渐凸显并得到共识，正如桑塔格所说：“对一种人们别指望会随即出现疫苗、更别提治疗方法的流行病来说，预防在意识中更起作用。”进言之，要想使疾病尤其是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得到控制，单纯依靠医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给病人以关怀，比道德批判或疏离更有效。但愿这一意识渗化为“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的一个新起点，这正是《疾病的隐喻》一再强调的：“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今天所谈的，既是“青萍之末”，也就意味着后非典意识尚没有在后非典时代人们灵魂的深处形成更有力度的狂飙巨澜。据我不完全统计，2004年各种社科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约200篇有关“非典”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社会学、政治改革、卫生体制等方面来谈的，谈到“后非典”问题的不足10%，而且我注意到，不少论者即使提到“后非典时期”也往往是将它理解为经过非典爆发期之后，到人类研究出非典疫苗从而能够有效控制这种疾病的一个较长时期，这种视角显然是浅层面的和狭隘的。在上述研究文章中，从人文精神方面来透视这一现象的相对更少，而直接从深层面谈论“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的论文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算是开了一个头，尽管主要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而没有去解决，但我更想说的是：它绝不是一个短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