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后非典”时代与“后非典”文学
作者：张光芒等
晓华：知识分子的失语，包括社会科学家的缺席，表明人们对非典应对还只是技术层面的，还未能进入到思想层面，同时，又因为这一点，使得技术上的许多方面得不到反思，而深层次的就更不谈了。我们至今尚未看到对非典的全面检讨，即使史的实录也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做，至于这一切给人的思想、精神与行为层面带来的影响，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的区分度就更不用说了，而这一切已经真实地在发生，人对自然、生命、自我与他人，个人利益与公共关系，疾病与病毒的意义，药物的本质，国家制度，卫生防控体系，及其人类安全保障体系，个体生命与政治制度的利益冲突，政治集团对疾病的命名与处置权限，直至现代民主、国际间的救助合作机制，以及对文明的理解等等，都在发生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方面必须以精神方式反映到文学中，而且，它们不仅是作为客体，作为被反映对象，而且是作为“新生”的文学建构主体出现的，因此，后非典文学的特质，正如你刚才已约略提及到的一些方面都亟待梳理。
何平：晓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还是习惯于对比，比如“二战”之所以影响了文学的格局，关键不仅是“二战”使人类意识到了许多问题：像战争、罪行和人的尊严，像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和敌视，像人的渺小和脆弱等等，而且对这些问题理性的反思，成为许多作家文学想像和书写的源泉，“二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也改变了文学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至少在战后再去写战争和人，很少有作家还像战前那样乐观了。因此，关于“后非典”的时代和文学，我们不妨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仔细地去辨析“非典”改变了什么？又使我们意识到什么？文学又是如何去表现的？目前又表现到怎样的程度？在这样的辨析之下，也许目前“非典”后的时代和文学的关系还没有清晰和成熟到像“二战”和萨克斯、米沃什、大江健三郎等的写作一样，但如果能够让我们发现一些细小的变化，发现“非典”实实在在的影响到我们的文学也行。
贺仲明：这是对中国文学视野的一次很好的拓展机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中国的文学也同样缺乏超越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能够看到具有泛人类意识的作品，即使是现代文学也不例外。“非典”确实应该能够使我们看得更远，我们既要关心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能忘记更广阔的世界。事实上，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时代，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像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就远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能够解决，也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个人能够逃避。在这个意义上，“地球村”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
傅元峰：实际上，在“前非典时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阎连科的《年月日》以及以中国西部为描写阈的“行走文学”，已经呈现出相当的人类意识。当然，还不能说，那是一种生态意识。对文学来说，仅有自然生态的观照显然不够，它还需要文化生态的观照。作家们显然是倾向于后者。所以，这些文本成为批评家们对抗物质主义的证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反思曲高和寡，“环境文学”成为环保工具而不再具有现实超越性。这种两极发展是中国特有的现实。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现代性话语无暇通过自我反思走出启蒙的悖谬，后现代性话语无法超越犬儒主义的思维惯性，那么，在这种交织中，就找不到一个人性与生态问题的契合部，文学的生态意识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同样，文学的生态环境并未从红色审美形态中脱离出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摘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方式，但审美形态却根深蒂固，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左右了公众的接受，批评家言说的被动处境也远未消除。在这样的情势下，非典同样打了文学一个措手不及。
张光芒：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后非典时期，文学对农民、以及打工者等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注的确有所增强。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像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不过近来当下文坛对民工、农民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的人文关注有所增强，比如有学者提出，“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在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孟繁华《盘点2003年中篇小说》，《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8日）无疑，非典的爆发使得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问题更为突出了。
贺仲明：说到底，这种关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也许不是新问题，但的确如光芒所说，“非典”使得它更为突出了。虽然没有证据说患“非典”的病人有多少是穷人，有多少是富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疾病使我们意识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完全平等的，正像基督教所说的“在我们头上的是同一个上帝”。而在当下中国，这种平等意识是太过缺乏了。金钱、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遮蔽了生命的最基本价值，人成了物质的工具，也赋予了人和人之间巨大的距离。在我们中国，一个富人的命值多少钱，是一个穷人的多少倍？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而我们的文学应该张扬这种人的平等精神。我想，在“非典”中，这种精神是并不少见的，那些献出生命的护士、医生，不就是将自己的职责建立在对人生命尊重的基础上的吗？他（她）们的可敬之处，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一点。
傅元峰：我们可以设想“后非典文学”应该具有的种种特质，可以总括为文学的“非典型性”。如果说“非典文学”（这个概念应当以非典期数量众多的诗歌、报告文学以及一些粗制滥造的小说为标识）体现出了为体制所用的工具性，那么，“后非典文学”作为文学的“非典型期”，要思考的是，作家是否把他们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链纳入了视野？作家们的关注是猎奇的窥探，还是悲悯？
张光芒：说到“悲悯”，我还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原本关注身体、个人、自我的新生代作家也开始关注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比如2003年《天涯》杂志第6期推出了《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与视野》小辑，黄灯的《今夜我回到工厂》、芳菲的《草根经济》，丁三的《我在图书馆的日子》等文或真切记录了下岗工人的艰难生存状态，或讲述了自己艰苦奋斗的亲身经历。还有2003年的《钟山》杂志增刊（新生代小说特大号）发表的盛可以的《活下去》中，对打工妹的艰难生活和顽强生命力给予了真切感人的描述。这说明，非典促使我们的文学的悲悯情怀得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