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
作者：何 平等
惑与寻找的过程。所以我想，有效的精神立场，还是应该建立在漫长而又艰苦的寻找基础上。具体在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可能也包括了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以怎样的深思熟虑的、而不是简单和匆忙的精神立场来看它们。
何平：事实上，对于一个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立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也确实犯过因为简单和匆忙而导致将某些生长中的文学和思想胚芽扼杀的失误，从而使本来应该丰富、多元的文学、思想进程变得单一、线性，像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中的保守主义，现代化思潮中的反现代化思潮。1990年代以来在审视我们文学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像李敬泽2001年岁末在《南方周末》针对吴志翔同年在《北京文学》上的长文《小资写作的假面游戏》的批评，本质上其实是让我们警惕在考察所谓“小资写作”时不应简单作出“时尚的吟唱”消解了启蒙冲动、精英意识和悲悯情怀的判断。而何言宏的提醒无疑进一步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不简单和匆忙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何言宏：是这样的。如果说，当下中国确实出现了汪政所说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话，那它在文学界一定会有自己的代理人。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精神与生存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学表达；另一方面，对于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也会通过文学写作表现出来。实际上，中产阶级的话语意识、精神姿态以至于文体特征，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比如一直很有市场的“小女人散文”，实际上所表现的，不过是“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她们津津有味、不无自得地书写着豢养宠物、追逐名牌、追求幽雅，什么CD口红、绿薄荷酒之类的东西，在她们的文本中比比皆是，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揭示的精神与生存一模一样。前两年，为了一项写作任务，我曾读过她们不少作品，发现她们非常爱用“优雅”这个字眼，还有像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中产阶级的身份符号，比如高级会所、名牌物品等等，在很多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构成了中产阶级写作特有的文体特征。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军事语言”是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写作”相当重要的文体特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总结出当前中产阶级写作的文体特征呢?进一步，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这样的文体特征对于社会总体语言所带来的后果?方方面面，值得深入的问题很多，也很有趣。
张光芒：何言宏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的确，当前的中产阶级叙事形成了一定的文体特征。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深思，但是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是，在基本叙事形态上，对细节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意义的追求，尤其是表征着较高阶层时尚(时尚也是分阶层)的细节。所谓“鸡汤的女人是月婆子，而喝卡布基诺的则是幽幽的、孤独的、不再言说的现代都市女性”。邱华栋就坦言他的写作非常注意以90年代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品牌、流行摇滚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尽量予以凸显，并为自己的作品“保留了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符号”，而颇感自得。这一现象与消费能力、消费经验正在成为消费生活的标尺，这显然和上面大家谈到的“审美泛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何平：消费场景、消费能力和消费经验，现在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产阶级”之外怎么又冒出一个“小资”了。也许因为“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和处境，于是重提并且追认“小资”，在“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之间细分出一个“小资”阶层，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心灵幻觉。而且，和“中产阶级”不同，“小资”在中国语境中有其丰富的可供追忆和把玩的传统资源。“小资情调”无论是从经济实力和现实操作的角度都比“中产阶级趣味”容易兑现。因而，就像现实生活的“小资情调”容易效仿，文学书写中的“小资情调”也容易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互动。这样如果“中产阶级趣味”在当下文学中还在想像孕育的话，“小资情调”却早已是风生水起，俨然当下文学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些由专栏作家、网络写手和畅销书生产者组成的写作队伍不断生产、复制着我们文学中的“小资情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现代城市都是催生“小资”的温床。观察一下18、19世纪的巴黎、伦敦，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60年代的香港和台北的社会构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两者之间双生双栖的关系。在这里需要指出的，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另有一个“小资”的存在，它常常以它的扩充名“小资产阶级”出现。提起这个“小资”人们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在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经典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小资产阶级”无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是一群革命队伍的摇摆者，正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现代知识分子才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至少从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开始，“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就已经成为革命作家所必须摈弃的东西。
张光芒：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在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小资产阶级实际上还构成了一股可称“自由主义文人”的势力，他们秉持平等、自由、博爱的信仰，在政治上相对独立，在艺术上相对超脱，给当代思想与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资源。虽然在现代多元竞争的文化格局中虽然没有取得过优势地位，但以当代视野观之，其文化思想史地位和意义却日益凸显。
汪政：对于“小资”的理解中的对立判断，当然牵涉到政治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对一些无以命名的状况的一种比喻，实际上并不存在经得起实证的群体，所以，过去说“小资”，现在我们又来谈“小资”，但此“小资”已非彼“小资”，就我们有文革记忆的这一代人来讲，已是梅开二度，两谈“小资”了，从哪个方面讲，都不是一回事了。
何言宏：你们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小资”问题，使我很受启发。照你们的思路，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小资”作为能指的“精神谱系”。不同时期，它的所指各有不同，但它们又与其他类型的“精神症候”，比如“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有着形形色色的张力关系，它还曾经受到后者的排斥与压抑，这几年，又成了非常流行的精神时尚。如果对这些认真梳理一下，一定非常好玩，当然也很有价值。
何平：谱系关联肯定是存在的，大到都市发育、扩张和小资的生存方式的形成，小到张爱玲这样的现代作家和当下小资写作的或隐或显的关系。但区别也是很明显的，1990年代中国的“小资”可谓“新小资”，时移世易，此番“小资”的登场自是“旧貌换新颜”，就像有人说过的，当下的“小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不如视其为一种状态，换句话说，当‘小资产阶级’被‘小资产阶级’时，它就是一个阶级，而当‘小资产阶级’被缩略成‘小资’的时候，它更多的就是指一种状态，一种情调……所谓‘小资产阶级’其实已与一个人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