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
作者：何 平等
身家以及由前者所决定的政治立场无关，‘小资情调’也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概念化的‘情调’正在转变为对现实生活和自我的‘调情’。”经历了这番“去阶级性”和“去政治化”，“小资”由坚硬变得柔软，迅速汇入当代消费时尚的潮流。
汪政：这样的梳理虽然有些简单，但确实有道理。说它们的转化并不难，关键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化，为什么会脱胎换骨，一方面有“去阶级性”、“去政治化”的原因；另一方面，它也确实联系、积淀或文体地表述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一种在现代社会遭遇尴尬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社会心理，它非常复杂，很难条分缕析地具体表述，比如财富、享乐、欲望、身份等等，再加上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渗透，就更复杂了，惟有“小资”可以模糊地来表达。
何言宏：何平和汪政都谈到了当前“新小资”的“去政治化”问题，我觉得，这牵涉到对“政治”的理解。如果我们将“政治”理解为“权力关系”，而不是在“硬”的意义上理解为政党国家的政治，那我觉得，“新小资”在当前还是有相当的“政治”内涵的。我—直觉得，我们的文学要想重新恢复曾经有过的介入现实的能力，应该“去政治化”，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加强不同的写作或话语间的对话关系。那么，在考察“新小资”包括中产阶级写作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两种写作与其他写作间的话语关系，并在这种关系间发掘和评价各自的“政治潜能”。我以为“新小资”和“中产阶级写作”一样，还是有其“政治潜能”的，只是这种“政治潜能”更趋保守或犬儒。从我的阅读来看，它们不仅无力书写复杂的中国现实，甚至也无力书写自身，所以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你们说过的“制造幻觉”。
张光芒：在我看来，从现代的“小资产阶级”到近年的“新小资”的“去政治化”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变化，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新小资”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能力”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新小资”独立性的衰退。从哲学上说，他们的存在状态的“消极自由”程度远远大于“积极自由”的程度，其犬儒主义色彩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更表现在道德、信仰、价值观、审美观诸多方面。以“不做什么的自由”为核心特征的“消极自由”在当下非常盛行，更有人呼吁“以积极的态度追求消极自由，以消极的态度追求积极自由”，但其实自我化、消费化、娱乐化、去政治化等等的“消极自由”恰恰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暗中欢迎”(此词系借用一位学者的说法)的，因为它失去了对抗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消费意识形态的载体，甚至也可以说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者。“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的这种“软肋”，尤其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何平：说到合谋者，不能不提及大众传媒对中国“新小资”和“中产阶级”发育和成长的推波助澜，就像和现代城市的关系一样，现代大众传媒和“新小资”、“中产阶级”以及“小资情调、“中产阶级趣味”同样的是双生双栖。可以这样说，“新小资”和“中产阶级”是现代传媒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现代传媒不断培养着“小资”的胃口，更新他们的物质梦想和精神幻觉，而全球化则为现代传媒持续地输入话题和谈资，从新闻事件、流行品牌到文艺时尚，从服饰、网站、图书、电影、演出到电视频道，现代传媒渗透到“小资”和“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凭借现代传媒这样一个中介，“小资”和“中产阶级”识别自己的气味，同时与周围的人群区分开来。美国中产阶级热衷阅读的是《国家地理》、《房屋与园艺》和《纽约客》。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属于“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标准读物，但传媒已经自觉这样去做，比如我刚才说到的《时尚》、《世界时装之苑》、《精品》都目标“小资”和“中产阶级”去经营，文学刊物中的《作家》也有这样的自觉。从这种角度说，已经纳入到现代传媒机器中的文学生产必然会和“新小资”、“中产阶级”的成长史发生关系。极端地说，文学化的表达甚至是“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汪政：我们刚才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与“小资”的区别，事实上恐怕不能把这两者过分紧密地来看待，更不能当成一回事。西方的情形我不清楚，我想中产阶级趣味恐怕是偏雅的，与大众文化、与时尚、流行还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情形更复杂、更混乱一些，由于中产阶级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当然也就没有较为集中的欣赏趣味。按照一些消费文化专家的说法，中产阶级是与时尚有距离的，也是会被时尚利用的，他们的文化信息往往被大众传媒或文化商人作为时尚文化的元素。在本质上，中产阶级文化与时尚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何况，后者也不可以一刀切，中产阶级本质上是中庸的、保守的、守成的、圆滑的，而后者则是前卫的、多变的、易逝的、粗俗的、革命的大杂烩，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没有获得自己的文化自我认同时，常常被人用时尚与流行去替代，这实际上只能是“小资”的趣味，如果一定要指认，我宁愿用“准中产阶级”来暂时表述。
何言宏：你们的谈论中有很多重要的想法。何平提到了“区分”，这是布迪厄的一个重要概念，何平还提到了大众传媒对于“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的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传播媒介和社会现象的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应该追问的是，是大众传媒“生产”了“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呢，还是前者在迎合后者?这种类似于鸡与蛋的关系虽然难以得到最后的答案。因为，“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作为一种“社会趣味”，如果它们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被大众传媒所生产出来的，是被全球化所影响出来的，那就应该追问它们的现实基础了。我想，何平在前面所说的他们“不存在相应的具有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而更多与心理相关”，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中产阶级趣味”，还是“小资情调”，如果它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那其生命力也是大可怀疑的。但我认为，“小资情调”可能要虚浮一点，而“中产阶级趣味”，却应该有相当基础。汪政说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保守性，我觉得值得警惕。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这种保守性有很多批判。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如果更趋保守，那其生命与活力就值得忧虑了。在此意义上，我个人还是比较看重那些激进的文化创造的，问题是中产阶级趣味和小资情调的渗透力非常之强，我们在很多不属此列的作家笔下也经常能够读到，这都需要认真地清理。
何平：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比较容易识别的是附着在1990年代的“美女写作”和“新市民写作”之上的，从张欣、张梅、唐颖、陈丹燕到更年轻的“美女作家”。“都市”、“美女”和欲说还休的“情绪”、“情感”是其基本元素，就像“新市民写作”的提倡者所说的：“都市女性是‘现实主义’的，她们喜欢‘物质’，购物、化妆、喝咖啡、泡酒吧，所以她们比较钟情于小有发达的男人来支撑其物质化的生活，然而，她们又是‘浪漫主义’的。她们在享受这些‘物质’时又要求讲究‘情调’，要有不同于‘小市民’的‘雅致’。”说白了，就是在欲望和物欲的毒药外面裹一层糖衣，用网络上戏谑的话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