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
作者：何 平等
“收起理性批判的鞭子，舞动起煽风、煽火、煽情的扇子”。记得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曾经举鲁迅《野草》的一段剖析“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是否适用于鲁迅姑妄不论，但他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一定程度倒说到点子上了。
汪政：你所讲的写作类型不少确实可以算作“小资情调”，它们注重都市，注重感官，注重情感，小喜悦，小悲情，小幽默，“小资情调”的精华全在“小”字上，具体到文体，好像也是如此，小长篇，小中篇，还有小随笔，我说的小随笔集中体现在报纸副刊或生活时尚杂志的文学副刊里，像《三联生活周刊》的“生活圆桌”，五六百字，典型的小资随笔，凡事一大，就不是小资了，也无法小资了。小资的定位不是“点”，是“段”，不能上，也不能下，一上，精英了，一下，就大众了，粗俗了。“中产阶级趣味”则不是这样，文学界对什么是中产阶级写作说法很多，不管分歧多大，它比小资看上去要高，但潜在的危险也许更大，“小资”的杀伤力与腐蚀性并不可怕，它没有根底，脆弱得很，“中产”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获得自己的知识支撑，是可以形成实在的身份认同的，余秋雨就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写作，他是有“思考”，有“知识”，有“品位”甚至有“忧患”与“吁求”的，这就有影响力，会形成趣味、风气，小资只能跟在后面，要进去，不容易。岁末年初，南京的李美皆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很引起了一些反响，其中一篇是从中产阶级写作去讨论苏童的，不管对不对，但她的眼光是上移的，看得严重一点，角度是可取的，这样看，就与时尚、小资分开了。
何言宏：我觉得不光是苏童，很多作家，还不只是一代，都有精神上的“中产阶级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这些视自己精神上的“中庸、保守、守成、圆滑”，他的文学创造会有怎样的生命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你和作家们接触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自甘如此，只看重版税?有些很著名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很有销路，但我实在难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东西出手和出笼?我想以他们的判断力，肯定知道这样的作品连基本构思都很有问题，怎么会着手写作?难道就冲着版税?不过我又想，很多作家从经济、社会地位来说，无疑属于我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就是充满地位下移的焦虑，而版税，正是维持其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条件。这样，在这些作家的中产阶级身份与生存、对于版税的极力追求和他的中产阶级文化创造之间，就有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因此不要说直面现实的“再政治化”，目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对于中产阶级自身的精神与生存也没有足够的书写，那么多作品，有没有提供出一个当下中国的深刻的“中产阶级灵魂”?
张光芒：就像我在前面说的，由于当前的中产阶级缺乏现实思想文化基础，消费主义思潮却汹涌澎湃，因此关于中产阶级的想像其实早就被偷换了精神巷道，实际上成了关于“消费者”的想像。鲍曼在《全球化》中曾经做出这样论断：“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我们的社会向其成员提出的标准是有能力并愿意去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并不激发与期待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是使人安心于“静观”，这也正符合卢卡契关于“消费文化”的定义，即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它为社会提供一种补偿性的功能，它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用来掩盖这些事物在现实中的真正缺失。
何平：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关于中产阶级的叙事——时间可能很难提供出一个当下中国的深刻的“中产阶级灵魂”。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波得里亚常提到的那些“以细节填满”、“细节颂歌”等现象大量充斥于当前的文学叙事之流，其对真实意义的探询与观照在无形中遭到消弭。由是，我们经常遭遇的是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倡导的“虚假的现场性”进行的不遗余力的认定、推崇与传播，而很难看到现代主义式的对主流话语真实性的本体性怀疑。我们不怀疑“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中包含的后现代化国家大众对美好未来的幸福憧憬，但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作家丧失了革命性和创造力，而走向所谓“中产阶级化”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中产阶级写作已经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和反思，如果有警惕和反思，似乎也缺少保罗•福塞尔《格调》那样对庸俗的中产生活的批判，更缺少芭芭拉•艾伦里奇《坠落的恐惧》那样对深受野心和焦虑折磨的美国中产阶级富有生活状态和空虚心灵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