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论中国文论的“理论性”
作者：张卫东
20世纪的中国文论研究者皆以“文学批评”来命名这一学科，如陈钟凡､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刘大杰､周勋初等。而郭绍虞､敏泽､张少康等撰写的批评史著作，即使称之为理论，也是将理论与批评并提，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13}但两个名称的连用或通用，在英语和汉语中的意味是不同的。在英语世界中，二者之间通用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因为在英语世界中，即使是狭义的文学批评，也往往比中国古代文论更具有“理论性”。相对而言，虽然“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朱东润)，但由于“文学批评”一语之颇为直观，且所指极为宽泛，用来指代中国文论，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时，考虑到“文学批评”在英语中的用法，这种命名显然并无不当之处，因为中国文论确实更接近于英语之狭义的文学批评。正如朱东润所言:“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其终复恒有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中间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又不绝于途。凡此诸家之作，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得其著而读之，一代文学之流变，了然心目间矣。”{1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其主要功能就在于论列得失，辨析文学之流变，而不在于理论性的建构。
其实，认为中国文论缺乏“理论”，这样的观点并不鲜见，只不过大都没有说破而已。
比如，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那种令人敬畏的清楚明白。它源于笔记传统，自认不拘一格，不是对理论课题做全面详备之分析以探幽发微，而是偏爱以‘评点’的方式载其洞见与卓识。”{15}“中国的文学理论较少得到系统的阅释和明确的描述，而常常是在零零散散的著作中，包含一些简略而隐晦的暗示。”{16}“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它不依循(至少不硬性依循)‘始､叙､证､辩､结’那种辩证修辞的程序”。{17}“古代批评家……即使是谈理论问题，也不用抽象的理性思辨”。{18}“传统文论没有理论视点的充分分化和整体理论系统的有意识逻辑化､分析化。”{19}实际上，中国文论几乎未能像西方诗学那样，从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创作的研究活动。“批评形态与创作形态的大致相似”，{20}说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混淆了批评和艺术的界限”。{21}而且，颇受人们青睐的“论诗诗”本来就是一种诗。李建中曾经专文讨论中国文论的“诗性特性”，认为“古文论这种诗意的､审美的言说是全方位的:言说主体不是理论家而是文学家(诗人)，言说文本不是论说体而是诗赋体，言说风格不是逻辑的思辨的而是美文的诗意的。”{22}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甚至对于《文心雕龙》是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置疑。认为《文心雕龙》是文章学或文章作法论性质的著作的，可以王运熙､李庆甲､罗宗强等为代表”。{23}而黄维甚至认为《人间词话》没有什么创见，其“境界说整个批评理论，既不够圆通和实用，更谈不上体系的精宏”。{24}
刘若愚曾经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的困难:“我们仍需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把潜藏在中国文学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炼出来。”“在中国的批评著作中，同一术语，甚至在同一作家那里，也常常表示着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术语事实上却又可能是表示同一概念的。”“中国一部分批评家，习惯上用高度诗化的语言表达感性直觉的印象而不是理性概念，这种感性直觉的印象在本质上无法界定其含义。”{25}而刘若愚所感到的困难，其实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往往并不成功的原因。{26}
“西方的诗学理论重论辩，带有较多的分析性，逻辑性;中国的诗学理论重领悟，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我国古人谈文学，很少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那样，在长篇大论之中作详尽周密的逻辑分析和阐述”，“西方的诗学理论有较强的系统性，而我国传统的理论则较为零散。”“西方的诗学观点表现出较强的明晰性，而中国古代诗学观点则表现有较大的模糊性。”“西方历史上一种理论的产生，往往以批判的姿态出现，故整个理论史纵观起来，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而中国古代的理论发展却像滚雪球一样……我国历代的诗学理论家，绝大多数无个人体系可言”。{27}这些描述已经基本成为共识，但这与其说是两种理论类型的区别，不如说是“理论”与“文论”的区别。
在方法上，中国文论的批评方法也很难说具有多少理论性。比如近人颇为推崇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认为是“集批评方法之大成”，{28}但实际上那些方法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思维方法，而且，所谓综合运用，其实正好暴露出了《诗品》在方法上的缺陷:没有一套可以一以贯之､洞幽烛微､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人们时常引用的“摇荡性情”､“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等语，虽立论新颖，但仍然属于一般的观点陈述，并无严密的论证。此类观点之所以广为人知，与其说是凭借了理论的力量，不如说是凭借了修辞的力量。这正如赵汀阳对后世儒家的批评:“完全没有思想方法论，所以很难生产出思想，只能生产各种意见。思想方法论至少要求能够从一些特别重要的概念出发，进入逻辑空间，发现其中隐藏着的问题以及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理论和论证。在缺乏方法论的情况下，后世儒家的学问似乎主要是试图说明，某些概念无非相当于另一些概念，或者甚至是说明，某些语词相当于另一些语词。……说一个概念在意思上等于另外好几个概念并不能实质性地增进我们的理解，更不能构成思想，甚至也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至多像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那样有点小趣味。思想必须能够分析问题，如果不能，就无非是语词构成的‘文章’而已”。{29}
在范畴上，连最受关注的“风骨”､“意境”等在学术界都有许多争议，至今未能澄清，而且这些争议往往还停留在表层语义的辨析之上，尚未触及理论立场和方法的差异。关于中国文论范畴与方法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但至今仍然有许多缺憾，这说明此范畴非彼“范畴”，此方法非彼“方法”。而要认识中国文论范畴与方法的性质，就又要回到“理论”与文论的差异问题上去。